拜登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牵制与强化同盟正全面展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疫苗接种正在加速,1.9万亿美元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已于本月6日在参议院通过。以此为依据,美国经济今年预计增长7%左右,因而也开始关注对外政策。美国上月底在七国集团(G7)会议和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宣布恢复与欧洲国家的同盟,随后本月12日又举行了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参与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首脑会议。
16日和17日与韩国、日本举行外交与国防部长会谈之后,18日在美国安克雷奇与中国举行了“G2高级别会谈”。被视为拜登政府核心人物的国务卿布林肯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事工作负责人杨洁篪和外交部长王毅。虽然举行了三轮会谈,但在激烈的舌战之后未达成任何协议,各自只召开了对自己有利的记者会便结束。美国不加外交辞令地直接攻击中国人权和领土问题,中国则以美国国内人权问题反击,反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此次会谈更接近意志较量,具有前哨战性质,因此也难以评判谈判结果的利弊。
问题在于今后。与特朗普政府不同,拜登政府强调以“同盟的力量”牵制中国的战略。拜登从候选人时期起就一贯强调“价值同盟”。然而,以“政治正确”和“价值”为先的名义型领导力,在国内政治中或许能通过凝聚支持层带来政治利益,但若套用到国际关系,就有忽视对方国家所处境况和利害关系的风险。以普世价值为先的名义,也无法保证同盟国必定跟随。经济实利不可轻视。
若美国的通商政策由政治动因而非经济实利决定,“价值同盟”可能如沙堡般瓦解。迄今为止,美国在亚太地区对中国的牵制,也是优先政治解决,而非以经济实利来吸纳同盟。对于同盟国在牵制中国上合作时将提供何种对价,美国从未具体提及。由于中国随时可能转向追求实利的战略,“轻视实利”所致外交失误的代价可能相当巨大。
美国不会不知道,在强化同盟上“经济实利”比什么都重要。拜登政府立场明确:比起短期解决贸易逆差,更应通过扩大对清洁能源、生命工程、人工智能(AI)等原创技术的投资来压倒中国。即彻底封锁未来尖端技术,使中国搁浅。美国已在实施禁止在美上市中国企业融资并使其退市、阻断资金流入国防企业等措施,并加强对与中国人员交流、参与技术开发的限制。
拜登近期签署行政命令,要求重新审视半导体、二次电池、稀土、生物医药等四个领域的供应链。即通过重组全球价值链(GVC)的技术同盟来强化对华包围网。
美国能够向同盟国提供的最大“经济实利”,正是全球供应链重组。COVID-19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而美中通商争端带来的贸易成本上升,也提高了GVC向中国以外第三国重组的可能性。尤其若在未来核心产业的GVC中被边缘化,代价必然惨痛。从我们的立场看,不应忽视美国“价值同盟”背后铺陈的“经济实利”。正如通过“Quad”正在讨论稀土供应链重组,如今须留意:已不再奏效的“战略模糊”若继续维持,可能导致韩国在国际上被“孤立排挤”的局面。
/舆论读者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