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期尚余一年却在近期宣布辞职的前韩国经营者总协会副会长金龙根,脸上写满忧虑。他说,在劳动改革迫在眉睫之时,我们的法规却在倒退。对于自己未能阻止这一切便离任,他也充满悔意。金前副会长惋惜地表示:“像现在这样,在劳动、环境、企业经营等各方面只引入全世界最严厉的监管,企业根本承受不了”,“特别是如果继续推行向工会倾斜的政策,连人均国民总收入(GNI)3万美元的水平都难以守住”。金前副会长尤其批评道:“政界因为要考虑选票或许无可奈何,但连运营国家的政府都单方面推行亲劳工政策,这是失职。”15日记者与金前副会长会面,听他谈劳动政策的问题与改进方案。
—您在辞职时表达了对执政党立法横冲直撞的无力感。
△当今时代的课题是劳动改革。但法律和制度都是倾斜的。仅以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为例,公益委员完全倒向劳工界,只提出对工会有利的议题。第20届国会时在野党还发挥了作用,但到了第21届,面对拥有180个席位、一党独行体制的泛执政阵营的高墙,在野党的制衡功能消失了。在这样的环境下,守着位子还有什么意义。我宁愿辞职,把它作为昭示企业困境的象征性信息。
—您辞职时要求政府“不要只做劳动政策,也要做就业政策”。
△文在寅政府的政策一言以蔽之就是亲工会、反就业的政策。如今的劳动市场僵化到了极点。平常经营上必要的解雇根本不可能。即便企业陷入困境,裁员的条件也十分苛刻。工资按惯例上涨,高工资低生产被固化,而法规又不断向劳工界倾斜,企业更加艰难,无法雇人。最终只会大量产生低工资、不稳定的岗位。
—随着企业外流增加,国内的优质岗位也在减少。
△自2018年起最低工资暴涨、每周52小时工作制推行等接连发生,出现了向海外出走的前兆。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之前,产业竞争力就已在迅速恶化。特别是中小企业,本已难以撑住,又遭遇了疫情。由于防疫效果比其他国家好一些,看起来似有竞争力,但疫情消退、竞争国恢复正常后,确保竞争力的问题将严重浮现。尽管如此,政府却只向劳工界倾斜,最终会像复利一样让整个国家承受加重的痛苦。
—您的意思是亲劳工政策会损害整个国家的竞争力?
△要成为发达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必须达到6万美元,为此劳动竞争力是必需的,可现在却在下沉。不仅无法从3万美元向上突破,还可能陷入停滞甚至下行。这样下去,就会重蹈因劳动改革失败而沉沦的意大利等欧洲许多国家的老路。应当走向像美国或日本那样均衡的劳资关系。
—在评定韩国国家竞争力排名时,最低的就是劳动领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是敌对的劳资关系。不是共同体意识,而是掠夺式结构。每年都发生罢工,越来越强硬、持续越来越久。罢工的决定也很容易。对不当劳动行为的约束,工会一方则没有。不解决这一点,敌对的劳资关系无法化解。我们现在拥有全世界对劳动者最有利的法规。雇主的权利则处于最低水平。原有的劳动法本就向工会倾斜,而文在寅政府使之严重得多。偏向性的劳动法规正在进一步助长破坏性的劳资关系。
—专家们最担心的是劳动灵活性问题。
△看看正蓬勃兴起的平台经济。其商业模式是经营者之间的相遇,而现政府却把它置换成劳资关系。如果连新的商业模式都要塞进过去的框架,新产业或未来战略就难以推进。劳动僵化会推高人力成本,并转化为消费者支出。汽车产业是典型例子。我国汽车产业人力成本占营业收入的比率为12%~13%,而日本丰田仅为7%。最近在部分电动车生产过程中围绕人力投入发生冲突,也是因为僵化。电动车不需要那么多人。新的业务模式也是一样。订单涌来却无法生产,反之没有订单却还在持续生产的情况也有。想做岗位调配,也因僵化而困难。一切都必须与工会协商。
—汽车企业的罢工每年都在持续。
△作为外资企业的汽车公司,其工厂已成为成本最高的生产基地。照这样下去只能撤离。强硬工会之外,还叠加了环境监管等。外资企业基本上喜欢韩国市场,但不愿追加投资。总部担心劳资关系。即使市场不错,也只想维持现状。国内生产将越来越少。产量随时可以转给别的国家,只留下研发(R&D)功能。必须考虑制造业空心化问题。现在还在硬撑,但极限很快就会到来。现在真的是必须进行劳动改革的时刻。看看酷澎赴美上市。企业的爱国心正在冷却。因为在韩国把事业做大,所以想在韩国经营,但监管和司法风险一大堆,难免会产生迁往其他国家的冲动,不是吗。
—亲工会的相关法案至今仍在接连通过。
△最令我痛心的是为批准国际劳工组织(ILO)公约而修改的工会法。企业仅内部经营议题就已不堪重负,如今连被解雇者复职斗争等社会议题都可能与工资问题挂钩提出。企业正在被政治化、社会化。工时免除上限同样是重要问题。目的是增加工会专职人员。工会专职人员的工资由自身会费支付是常识,也是ILO的基本精神和国际标准。过去因为整个社会都困难所以给予帮助,如今理应削减,却出现了要取消禁止向工会专职人员支付工资规定的动向。工会专职人员是为劳资关系的健康发展而设立的,但如今超越反企业活动,正在形成既得利益。甚至延伸到政治活动。斗争资金天文数字般地积累。这是因为专职人员的工资出自雇主。这引发的道德问题比违反金英兰法更严重。在国外,出于自主性乃至羞耻感,都会自行以会费支付。我国工会专职人员约有1.5万人,若平均年薪按6000万韩元计算,相当于拿着近1万亿韩元的雇主资金从事工会活动。不改变这一点,健康的劳资关系不可能实现。雇主的对抗权没有提升到国际标准水平,却通过了单方面只对工会有利的法律。
—企业首席执行官(CEO)们说,各种处罚条款让他们感觉像走在监狱围墙上。
△现行劳动法根本没有处罚劳动者的条款。相反,雇主在所有条款中都面临2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最害怕劳动法。大家都不愿担任负责劳务的高管。几乎没有人没被起诉、举报过。这不该当作刑法,而应像罚款那样按经济类法律处理。
—执政阵营在明年3月大选前为争取选票,不会继续推行亲劳工政策吗?
△在重要选举之前,无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不可能不顾及劳工界的选票。这可以理解。我也不会谴责工会。因为他们是在主张自身诉求。最终,运营国家的政府必须承担责任。在劳动改革迫切之时,让已向劳工倾斜的赛场更加倾斜,从国家层面看就是政府的失职。只有进步政权才能做的事,进步政权却不做,这本身就是错失历史时机。仅以ILO相关立法而言,本可以把集体谈判之下雇主受到不利约束的部分一起打包动手术,走向国际标准,结果错失了机会。
—除劳动问题外,企业还被众多监管所困。
△除劳动之外,环境、产业安全、企业经营相关等四类监管同时压迫企业。全都搬来了世界上最严厉的那一套。与国民收入3万美元时代的产业结构无关便贸然引入。劳动监管学法国或德国,环境监管学瑞典和美国加利福尼亚,产业安全监管学英国,企业经营监管学美国。这样多线并发地施加监管,企业根本承受不了。必须与产业的竞争力和承受能力相匹配。
—现政府任期只剩一年多。劳动改革还有可能吗?
△希望在剩下的一年里也尽可能把重点放在劳动改革上。应以雇主方的诉求为基础进行补充立法。共三项:罢工时允许替代劳动、全面禁止占据工作场所、废除对不当劳动行为的直接刑事处罚。必须与国际标准接轨。劳工界力量增大,也应有责任意识。要看经济全局,不能只追求自身利益。企业也应尽可能透明经营,同时与工会共同学习、交流信息、积累信任。若收益有余力,应最大限度用于劳动者。应当形成真正的伙伴关系,而不是令人恐惧和回避的对象。
/金英基 论说委员 young@sedaily.com
He is…
1956年出生于全南高兴,毕业于顺天高中和首尔大学经济学系。以第23届行政考试进入公职,历任产业资源部产业政策局局长、产业政策本部长,产业技术财团理事长和产业技术振兴院院长等职。随后出任韩国汽车产业协会会长,自2018年7月起担任韩国经营者总协会副会长,近期离任。他广泛经历过产业政策和包括汽车在内的产业一线实务,一直思考包括工会问题在内的企业竞争力确保方案。
/金英基 论说委员 young@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