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25日去世的前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1942~2020),生前以“Koogbo百件收藏项目”为代表、追求“最高”而搜集的美术品将去向何处,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据美术界14日消息,受遗属三星家族法律代理人委托、对多达1.3万余件全部作品进行鉴定的韩国美术品鉴定中心已于上周提交鉴定书,各自鉴定约6500件的画廊协会美术品鉴定委员会与韩国美术市价鉴定协会预计将在本周内汇总鉴定报告。综合上述机构相关人士的意见,全部鉴定价估算在3万亿韩元左右。三星家族将在收到这些报告后,经约1个月的追加准备期,于下月底前自行申报遗产税。
1.3万余件美术品估算约3万亿韩元
经过验证的美术品因稀缺性和高需求而价格稳步上涨,因此被归类为与黄金类似的替代投资型“安全资产”。据艺术巴塞尔与瑞士金融企业UBS每年发布的《美术市场报告》等资料,资产人士中,婴儿潮一代之前的世代将资产组合的15%配置于美术品,而越是X世代、MZ世代等年轻世代,艺术品与设计的比重呈更高趋势。
以12日收盘价计算,已故李会长持有的股票价值为24万5910亿韩元。若将包括30件Koogbo、82件宝物以及1300余件西方近现代美术品在内的1.3万余件美术品估值为3万亿韩元,再加上不动产与现金资产等,“李健熙资产组合”呈现出艺术品比重约10~15%的全球超级富豪的标准形态。
不过,李健熙会长的艺术品收藏与超级富豪的资产管理颇为不同。投资是通过出售实现价差收益,而三星家族至今一件也未出售。美术评论家兼美术馆政策专家A表示:“如果说涧松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守护了文化遗产与美术品,那么湖岩李秉喆在发展中国家时期阻止了文物流失海外,而李健熙在文化遗产回收与将世界级美术品引入韩国方面功劳很大。”曾经营西方现代美术品交易并参与三星家族收藏的画廊代表B说:“1990年代购入价值数十亿韩元的美术品并非易事,但李健熙会长的眼光极为卓越”,“尤其是战后西方现代美术,与购入当时相比,价格应该已上涨30~50倍以上。”他还表示:“在涵盖马克·罗斯科、安迪·沃霍尔、勒内·马格里特等战后现代美术家的高价作品、只收集最高水准作品时,比起理性的算计,建立最好的美术馆、确保文化资产的热情与使命感应该更大。”
可以出售但似乎不会卖
目睹了三星家族美术品收藏过程、并参与李健熙会长收藏鉴定的美术界人士C表示:“三星集团从未为了出售而收藏美术品,据我所知遗属也是考虑捐赠而非出售继承所得作品。”主张以引入“文化遗产·美术品实物抵税制”为前提给予税制优惠的美术界,也有人主张为“李健熙收藏”单独设立美术馆,但抛开迫切的名义不谈,现实中实现可能性很低。首先相关法案尚未制定,即使制定可适用的特别法,也无法忽视舆论中国民的反感。
即便国家接受美术品捐赠,美术馆的建设与运营也并不容易。以绘画抵缴遗产税而建成的代表案例——法国巴黎“毕加索美术馆”,用1973年去世的巴勃罗·毕加索的作品建立国立美术馆花了12年。其基础是1968年引入的实物抵税制。近10名继承人之间的纠纷到1979年才结束,首次实物抵缴才得以实现,继承作品的分类、场地筹备等也耗费时间,直到1985年才开馆。
美术界部分人士认为,捐赠给拥有湖岩美术馆和被誉为国内最佳美术馆的Leeum的三星文化财团是最佳选择。继承所得的文化遗产·美术品若依据“公益目的出资财产不计入课税价额”条款出资给文化财团,该作品的遗产税可获免除。将获得遗产三分之一的前三星美术馆Leeum馆长洪罗喜,在李会长卧病期间的2015年、2016年仍被世界知名美术专业杂志《ARTnews》评选为“世界200大收藏家”,并以“李健熙·洪罗喜三星集团会长夫妇”的身份被介绍,可见其贡献与眷恋之深,因此有观测认为,她会希望将作品留在收藏初衷所在的美术馆,而非为缴纳遗产税而出售。要求匿名的一位美术大学教授D主张:“三星集团收藏从一开始就是计划建立美术馆、按美术史脉络搜集的,因此不被分散最为理想”,“此前作品研究、企划展、出版物发行及对外宣传都优于公立美术馆,并照顾到普通人与研究者的可接近性,若延续Leeum的运营方式,就不需要单独的美术馆。”他还补充道:“在美术方面,我更信任三星集团而非国家。”只是,曾展出全球仅7件的罗丹《地狱之门》的中区世宗大路Plateau美术馆(原罗丹画廊)随着三星集团总部搬迁已于2016年闭馆,Leeum目前也处于没有企划展的“停业”状态,令人遗憾。画廊代表E表示:“与本意不同,将美术品收藏视为负面的认知连美术馆运营都一并压缩,这是很大的威胁因素。”
公立博物馆·美术馆也会垂涎的收藏
当然,公立机构垂涎的作品数不胜数。文化体育观光部下属国立中央博物馆与国立现代美术馆等政府机构的年度藏品购置预算合计不足200亿韩元。曾在国立博物馆工作的一位文化遗产相关人士F表示:“三星家族从1980年代起积极收藏的高丽佛画,如今就算出100亿韩元也买不到”,并称“Koogbo《阿弥陀如来三尊图》或被指定为宝物的高丽时代《水月观音图》,都是国立中央博物馆也未能获得的珍贵文物;被指定为Koogbo的高丽时代‘金铜大塔’、成对的统一新罗时代金铜烛台、统一新罗的青铜螺钿镜等,都是能够填补国立博物馆藏品‘空缺’的文物,但主要文物被抽走后的Leeum收藏变成‘缺牙’,同样也是文化损失。”美术评论家G表示:“莫奈的《睡莲》或贾科梅蒂的雕塑若在现在的国立现代美术馆展出,或许能吸引目光,但缺乏美术史脉络只会显得突兀而不协调,因此即便接受捐赠,也难以认为会提升美术馆的格调,而且还需额外的保管费用、相关人力等”,“比起西方美术品,长期收藏的2200件韩国近代美术品中,更多适合国立现代美术馆。”
承载收藏家哲学的“收藏”不被分散最为理想。美术政策研究者H指出:“只要收藏留在国内,国民就能享受,因此它成为国民的东西,收藏家只是善良的管理者”,“西方在过去200余年间领悟的这一真理,我们现在才开始体验。”他表示:“更好的做法是把Leeum培养为具有世界声誉的私立美术馆,成为‘韩国的盖蒂博物馆’或‘韩国的古根海姆’,并应期待其以积极的调查、研究与展览为基础,通过地区巡回展等为提升国民文化福利作出贡献。”
/赵尚仁 记者 ccsi@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