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茨(1917~2008)在用计算机分析气象模式时发现,初始设定值的微小差异会随时间推移越来越大,最终导致结果出现巨大差别。这一在1963年被发现的概念意为琐碎事件的连锁影响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结果,并伴随“巴西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能在美国引发一场飓风”的比喻而被称为“蝴蝶效应”。此后被物理学“混沌理论”借用的“蝴蝶效应”,在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引发的大流行时代再次显示出强大的影响力。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牛津大学教授伊恩·戈尔丁的新书《危险的蝴蝶效应》,把包括新冠大流行在内的气候变化、金融危机等全世界面临的多种风险界定为“系统性风险”,并指出全球连接性所引发的蝴蝶效应及其危险性。该书主张,这一系列既是“风险共享”也是“共享冲击”的风险,是“21世纪超连接社会不可避免的特征”。
1967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向居住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和堪萨斯州威奇托的人们随机寄出包裹,测量要让住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人收到包裹需要经过多少个“朋友的朋友”。尽管实验局限于美国大陆,但它是量化全球连接性的划时代尝试,结果证实平均经过6个人便可彼此相连。围绕同一主题的21世纪版实验由Facebook于2011年开展。Facebook为弄清生活在地球不同地方的两个人要相连需要几个步骤,分析了全球7.21亿名用户。结论是,数千公里的物理距离形同虚设,只需经过4.7名“共同好友”两人便可相连。该书以这种全球连接性的增加为例,说明引发大流行的超级传播者。“随着人口增长与旅行,以至动物的商业性及非故意迁移相互叠加,传染病扩散的风险急剧上升”,乃至可以说“连接可能是危险的,发病力强的病原体大多只需短暂接触便可感染并扩散,因此飞机和国际旅行成为传播疾病的媒介”。
在相互连接的世界中日益增大的系统性风险,其代表性事例是“金融风险”。我们已经经历过以2008年次贷危机为起因的、源自纽约的全球金融危机。作者们主张,技术革新带来的经济一体化、以证券化为代表的金融创新以及放松监管相互结合,造就了易受系统性风险冲击的金融网络。
实体经济也难以避开风险。随着国际贸易的成长,越来越多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把从原料到制造的供应链大部分外包、将浪费最小化并将效率最大化的丰田生产方式的精益管理(Lean Management)成为业界标准。表面上效率与多样性得到扩大,实际上却出现了向具备低工资、低税率、宽松监管的特定地区集中的倾向。一旦发生自然灾害、恐怖袭击或大流行等紧急状况,风险就会像“装在同一个篮子里的鸡蛋”一样集中,对整个供应链造成致命打击。
此外,犹如全球化神经系统的互联网,会连带引发由电网、输油管、通信网等网络控制系统运转的国家社会基础设施的风险。除此之外,近年来被反复强调的环境问题与不平等加剧,也与大流行风险一并被指为主要的“系统性风险”。
指出连接性引发的蝴蝶效应及其危险性,并不意味着作者反对“全球化”。该书以“全球一体化与国家间交流不断增加的过程即全球化,是历史上引领人类进步最强大的动因”为前提,同时在序言开篇写道:“由于全球化,变化的蝴蝶失去了纯真,全球化制造出扩散新型风险的结构性缺陷。”系统性风险源自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因此不改变系统就无法消除。但既然无法退回到过去那种孤立的社会,理解并“管理”我们所面临风险的系统性特征便是上策。作为具体解法,作者们提出分散风险战略、重新思考以效率为中心的经营战略。因为即便短期内效率较低、收益下降,也必须确保可持续、可预测的增长。
抗生素耐药性、生物多样性减少等,是个人理性行为汇聚而引发的全球性大灾难。作者们主张,要管理这类超越国境的风险,需要摆脱既有线性思维的新方法,以及“能够理解连接性与复杂性的新型全球治理(国际机构)”。1.98万韩元
/记者 赵尚仁 ccsi@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