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笔者与新进研究生院实验室的新生在实验室杂务和研究负担分配方面产生了此前从未经历过的矛盾,内心非常苦恼。向一位毕业生倾诉后,他推荐了《90后来了》这本书。核心是,如今的20~30岁群体比上一代拥有更为敏感的公平尺度。本届政府一直强调将在房地产市场确立公平性作为最优先的政策目标,但并不成功。由此,对不公平更加敏感的不满扩散到所有年龄层,并爆发为无法收拾的公愤,这便是此次光明始兴新城投机事件。
“看起来并不是事先知道此次新城指定才去投资的”——韩国国土交通部长官边彰钦的这番辩解之所以引发更大公愤,似乎是因为光明始兴地区那段艰难的历史。光明始兴地区的命运随政权更迭而摇摆不定。李明博政府时期大规模解除绿化带,成为安居住宅地区;朴槿惠政府时期,在低迷的住宅市场中成为公共宅地结构调整的代表对象。进入本届文在寅政府后,每当第3期新城名单扩容时它都被提及,最终在这位新任长官的选择下被确定为第3期新城。光明始兴地区是一个典型案例,表明由社长频繁更换的公共企业主导的大规模宅地开发项目,会在政治格局中多么低效地摇摆。事实上,若没有边长官的勉强选择,这里很可能推进以分区换地方式为主的民间开发。
“买全面征收的新城土地是傻事”这一发言,同样损害了以公共主导整治项目一并保障土地所有者收益率的安抚政策的可信度。现政府及执政党似乎并不把为公共福利而限制私有财产权当作大事。他们对首尔市东子洞简易房村公共直接施行再开发推进的争议,作出“法律上没有任何问题”的回应。这是极其偏向和意识形态化的视角。
事实上,文在寅政府的房地产政策尽管接连失败,却一直靠基于这种政治切割的国民矛盾作燃料撑着。这种意识形态之争,要求执行主体具备鲜明性与道德性。此次事件使这一支柱崩塌。最终,以狭隘的公平性为先导、在房地产市场培育起来的非生产性情绪,似乎终究成了对现政府具有破坏力的回旋镖。
韩国土地住宅公社(LH)事件的本质是什么?是可以通过对少数无耻的公共企业职员及相关公务员的投机严惩、提高处罚力度的制度化来解决的问题吗?与其说是人的问题,其根源更在于在国际上除社会主义国家之外难以见到的由公共企业垄断、并且把征收方式当作“传家宝刀”来使用的开发方式。
过去在人口急速增加、需要大规模且速度战式住房供给之时,公营开发方式的新城也一直受到许多批评。作为解决问题努力的一环,将民间纳入宅地开发主体、基于接受换地方式的城市开发法的尝试也在进行。
公共企业不是聚宝盆。若依赖必然低效的公共企业、不合理的选择不断累积,其副作用最终将成为国民难以承受的负担。希望此次事件能成为回顾并整理公共主导的垄断性征收方式开发模式所具有的致命问题的契机。
/舆论读者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