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吞噬了我们社会所有课题的2020年过去,低生育率与老龄化呈现出与此前不同的态势。出生人数低于死亡人数的人口自然减少已经开始,可用于预测大学入学人数的满18岁学龄人口已降至不及大学入学定员(49万人)的水平。1990年曾达92万人的满18岁学龄人口,2021年减少到其一半水平的47万人。其结果是,4年后我们社会5000万人口中预计约有1000万人为65岁以上的高龄者。
由于老龄化推进速度过快,高龄者的养老准备也不可能充分。根据Statistics Korea资料,2018年我国高龄者的预期余命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水平,老年贫困率也处于OECD成员国中最高水平。高龄者中仅有二分之一在为养老做准备。其手段中公共年金占比最高,个人年金或企业年金(退职年金)占比最低。简言之,我国高龄者比其他国家高龄者寿命更长,但养老收入不足,且收入中对公共年金的依赖度最高。
对公共年金依赖度越高,财政负担必然越大。因为即便事先筹措基金,在基金枯竭成为现实后也只能通过征税来支付年金。这正是我国以及先行经历老龄化的英国、瑞典等多国在推进"多缴少领"公共年金改革的同时,出台促进准高龄者加入并维持个人年金及退职年金、以弥补公共年金保障缩减的私人年金政策的背景。然而在国内,私人年金同样受持续低利率影响,连原本可弥补收益率的税制诱因也被削减,消费者吸引力大幅下降;加之从保险公司角度看,年金合同的未来收益性被证明微乎其微,销售动力也不高。
如此,公共年金和私人年金在制度与产品层面均亟需改革,但年金改革的讨论仍未摆脱停滞状态。政府需要认清财政局限,同时忠实履行协调者角色,避免年金政策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必须让国民相信,通过公共年金至少能保障最低限度的养老收入。同时,为激活私人年金,需要深入推进改善金融市场环境的政策。为绘制公私年金角色分担的蓝图,也需要研究设立年金改革的指挥中枢。
考虑到不知疲倦的老龄化趋势,留给我们的年金改革时间看来并不多。老龄化的时钟不会等待我们。
/金贤珍 记者 stari@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