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韩日关系恶化至最低点之际,韩国总统文在寅向日本发出了强调“面向未来的关系”的信息。不过,他并未具体提出日本一直强调的“强制征用、慰安妇判决相关解决方案”,因此两国关系仍未出现任何变化。法律界和外交界的主流分析认为,试图查明朴槿惠政府时期梁承泰司法部“滥用司法行政权”疑案、即所谓“司法干政”疑案的举动,产生了蝴蝶效应,意外演变为韩日矛盾。而当时政府并未做好外交应对准备。在原本属于国内政治的清算积弊议题、司法部议题刚刚扩散为外交矛盾之时,政府以消极应对白白浪费了近一年的“黄金时间”,安倍内阁则争取到了准备报复的时间。由于并非在战略上周密筹划后与日本交锋,韩国在韩日矛盾局面中获得的实际利益也存在疑问。美国总统乔·拜登就任后,修复韩日关系成为美国强化同盟构想的核心课题,但两国国民的感情已经受损到无法弥补的程度,有观察认为至少在文在寅任期内难以恢复。在这种情况下,韩国政府原本打算最大限度配合拜登总统的构想、重启美朝对话并在下届总统大选前取得改善南北关系成果的盘算,也可能蒙上阴影。
向日本释放缓和信息,但未提出具体方案的文在寅
据外交界消息,上月22日就任的驻日大使姜昌一甚至对日本德仁天皇使用了“天皇陛下”的称谓,但一个多月来仍未能会见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本月9日就任的外交部长官郑义溶也尚未与茂木外相取得联系。这些都是韩日两国目前矛盾程度的典型写照。
正因如此,文在寅的“三一节”纪念演讲在发表前便备受关注。因为文在寅表现出多大程度的前瞻姿态,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韩日关系的走向。
1日,文在寅在首尔钟路区塔谷公园举行的第102周年“三一节”纪念仪式上,如预期般再次向日本强调“面向未来的关系”。文在寅当天表示:“不能被过去束缚住脚步”,并强调“我国政府随时准备与日本政府坐下来对话”。文在寅还强调韩日两国通过分工结构实现了经济增长,并表示两国面向未来的合作不仅有助于东北亚,也有助于“韩美日三国合作”。
然而仅止于此。文在寅这次同样重申了将过去与未来分开处理的“双轨”方式,以及未经受害者同意便无法达成协议的“以受害者为中心”原则。对于如何解开韩日关系最核心争点——强制征用与慰安妇判决,他并未提出具体的外交解决方案。据此,相当多专家解读认为,韩国政府实际上并非向日本,而是向国内执政阵营支持者和美国传递“我们已尽最大努力”的信息。也有观点认为这是打算把韩日矛盾的包袱留给下届政府的策略。
日本政府的反应也未超出预期。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重要的是韩国为解决两国间悬案负起责任并采取具体应对。”这是重复了要求韩国先就历史判决提出解决方案的既有“单轨”立场。
梁承泰司法部的清算积弊突然变成“反日议题”
外交专家们尤其对政府原本就缺乏具体对日战略的情况下便形成韩日矛盾局面表示遗憾。因为在文在寅政府初期的“国政运营五年计划”中根本没有的“克日”议题,因司法干政调查及随之而来的强制征用判决而骤然凸显。
韩日矛盾的起点意外地要追溯到2017年初政权更替期爆出的“司法部黑名单”疑案。即对批评梁承泰司法部的法官存在某种监视和人事上的不利待遇的疑云。查明其真相被视为朴槿惠政府清算积弊的最后一块拼图。
法院到2018年5月共进行了三次内部调查,结论是“不存在黑名单”。然而在最后的第三次调查过程中,出现大量文件显示梁承泰司法部将前统合进步党议员李石基内乱阴谋案、铁道工会罢工、常规工资、前国情院院长元世勋案发回重审判决等表述为配合青瓦台的事例,火星由此溅向别处。黑名单疑案随后即转变为干预审判、进而是“审判交易”疑案。
该案在时任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厅长尹锡悦和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反腐败部长李成尹的指挥下,演变为司法部历史上首次大规模检方调查。面对前韩国大法院院长、前任及现任大法官以及100多名法官这一法律界最强对手,检方“全面停摆”其他重大调查,向该案投入了史上最多的人力。
检方调查未能像前总统李明博、朴槿惠案件那样顺利推进。因为难以轻易掌握能确切将相关人员定罪或逮捕的权力型犯罪嫌疑、证据和证言,如受贿、挪用、诈骗等。事实上,与投入的检方人力形成反差,绝大多数法官仅以难以保证有罪判决的滥用职权罪被起诉。2019年2月被指为疑案“主体”的前大法院院长梁承泰被逮捕起诉时,47项罪名中滥用职权罪竟多达41项。
在这种情况下,检方调查开始仅一个月后的2018年7月,恰巧伴随法院内部爆料,强制征用判决被故意拖延的疑案如救星般浮出水面。由于国民对日本殖民时期受害的情感超越党派与阵营,这一疑案的挥发性远强于此前带有左右对立色彩的其他疑案。司法干政调查由此正式获得舆论助力。
文在寅警告一个月后强制征用判决出炉,但外交应对“消极”
国民舆论恶化后,韩国大法院于2018年7月立即将强制征用受害者案件提交全员合议体。案件审理进展之快堪称罕见。以外交关系等为由被推迟了长达5年的韩国大法院判决,在提交全员合议体仅3个月后的当年10月30日,以受害者胜诉告终。
特别是判决一个月前的9月13日,在司法部70周年活动上亲自造访韩国大法院的文在寅所作的“非纪念演讲的纪念演讲”,在法院内部引起巨大回响。当时文在寅强调:“上届政府时期的司法干政和审判交易疑案正从根本上动摇国民对司法部的信任”,“疑案必须查清”。尽管当时检方仍在调查之中,他仍公开使用了“司法干政”“审判交易”等用语。这是前所未有的严厉警告。对此,大法院院长김명수在同一场合回应称“将积极配合调查”。韩国大法院的强制征用判决在当时还被理解为梁承泰司法部问题“善恶终有报”的收尾过程。
问题出在之后。在韩国大法院迅速作出明显可预见会引发外交矛盾的判决后,后续工作只能由政府承担。法律界多数人士推测,韩国政府理所当然正在私下与日本进行外交交涉。他们至少预期,从判决之后政府的对日外交线便会迅速行动。因为即使法院判决赔偿受害者巨额金钱,若当事方日本不予回应,该判决也拿不到钱,只会引发外交矛盾,沦为宣示性宣判。
避免韩日之间无意义消耗战的最佳黄金时间恰恰就在此时。第一个黄金时间是强制征用案被提交韩国大法院全员合议体后到宣判的3个月,第二个黄金时间是强制征用判决之后到次年7月1日日本宣布出口管制的8个月。当时韩日之间还不存在致命程度的矛盾事项。也就是说,完全有余地将议题限定在国内政治范围内,并在私下与日本交涉。如果预见到与日本发生矛盾的可能性,那也是可以准备“B计划”,即制定类似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那样的斗争性应对战略的时期。
日本利用反韩情绪报复,韩国只有“抵制日货”运动
然而韩国政府的应对仅止于提出“尊重司法部判断”这一应然立场。判决之后数个月间,没有任何令人诧异地积极的外交动向。韩国政府对韩国大法院的强制征用判决表现出的态度,是完全将其当作查明司法干政、清算积弊、救济受害者等纯粹的国内政治议题,而非韩日外交议题。由于法律影响的缘故,通日人士格外众多的法律界和外交界持续发出日本将彻底准备报复的判断,但情况并无太大改变。外交黄金时间就这样在缺乏对策中流逝。当时政府的外交关注集中在河内美朝首脑会谈等对朝问题上。
在韩日两国未能缩小分歧、日本国内反韩情绪抬头之际,安倍内阁利用这一点,于2019年7月1日突然对韩国打出出口管制报复牌。此后局面演变为准备充分的日本出击,而未及防备的韩国政府被动防守。韩国政府当年8月通报日方终止《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却引来美方强烈反对。为此,同年11月中止了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起申诉的程序,并暂缓协定终止的效力。
韩日两国舆论也恶化到极点。韩国的反日舆论、日本的反韩舆论均不可逆地蔓延。国民间兴起的抵制日本产品运动,实际上是韩国采取的最大抵抗。国内舆论也一分为二。只要有人问“现在为什么要和日本斗”,或提议“改善关系”,就会被执政阵营支持者贴上现代版李完用的标签。以文在寅和共同民主党核心支持者为中心,还造出了“土着倭寇”这一新词。时任青瓦台民政首席秘书曹国还曾在Facebook上发布《竹枪歌》。
2020年3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事态爆发时,日本对韩国先行采取入境限制措施、韩国政府随即采取对等措施,这一事件展现了韩日矛盾被两国国内政治利用的一个侧面。时任首相安倍试图把国民视线转向外部以突破政治危机,韩国部分执政阵营政界人士和支持者则把“反日”设定为当年4月国会选举的主要框架。
与金泳三、金大中不同的应对方式,拜登当选后局势剧变
文在寅的这种对日外交,与被称为民主化教父的前总统们的业绩形成鲜明对比。金泳三政府1993年3月表示不会向日本要求物质赔偿,这促成了当年8月官房长官河野洋平首次承认慰安妇东远集团的强制性这一成果,即所谓“河野谈话”。这是韩国立于道德高地、不要金钱而只明确要求查明真相与道歉反省所取得的结果。
前总统金大中更进一步,于1998年与时任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共同发表了主张共创未来的《韩日面向21世纪新伙伴关系共同宣言》。当时经历过日本殖民时期的国民远多于现在,反日情绪的隔阂更深。尽管如此,金大中仍亲自突破了国内对开放大众文化等的反对舆论。从任期初期便稳固构建的韩日关系,也成为推进新对朝政策的强大动力。相比之下,如今的韩日关系可谓正走在“一条从未走过的路”上。
在对同盟管理漠不关心的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时期,韩日矛盾议题对两国国家领导人及执政阵营支持率管理等还多有助益,对韩国政府最大外交目标——改善南北关系也没有构成太大障碍,只是损害了两国的国家利益。
然而,随着去年11月美国总统拜登当选,就连这一点也发生了变化。拜登政府从初期便开始强调对抗中国的韩美日三角协作。若不予配合,韩国政府夙愿的美朝、南北关系修复构想也将化为泡影。
司法部黑名单疑案演变为审判交易疑案,审判交易调查的核心转为强制征用判决,缺乏外交准备而仓促作出的判决被安倍首相政治利用并招致报复措施,韩日矛盾又变成对保守层和中间层的“亲日派”围剿,恶化的两国舆论在拜登政府上台后成为韩美关系的不安因素,不稳的韩美关系又造成对朝战略受挫——这一切如蝴蝶效应般扩散。巧合的是,这全部过程在文在寅就任时的竞选承诺或国政计划中都完全不存在。
两国感情已破裂而日本毫不动摇,或将拖过文在寅任期
韩国政府急忙着手改善韩日关系。国家情报院院长朴智元、韩日议员联盟所属议员等自去年11月起拜会日本首相菅义伟,姿态彻底转变。但日本毫不动摇。
专家评价认为,这难以仅用菅义伟首相的固执来解释。日本毕竟也是民主国家,只有舆论转向政界人士才会行动,而能安抚日本舆论的牌,只有强制征用、慰安妇诉讼防止法等与历史问题相关的对策。有判断认为,在对历史问题毫无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如今即便提议一百次“分双轨走向未来”,也难以撼动日本舆论。
在国内,以传统民主党支持层为中心强烈形成的反日舆论,被分析为令文在寅对前瞻性提议犹豫不决的最大因素。在补选和总统大选临近之际,文在寅难以打出全面颠覆他迄今向支持层展示的对日基调的牌。
剩下的一个变数是美国介入的可能性,如同2015年奥巴马政府介入慰安妇协议那样。实际上,共同社等日本媒体4日报道称,美国国务卿托尼·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有可能在本月15日至17日访问日本后,自17日起随即访问韩国。不过部分专家分析认为,拜登政府和菅内阁都有可能宁愿等到文在寅离任,再根据下届韩国总统的取向重新设定韩日关系。
※“国政浓谈”是传递行政、外交安全、政治相关“浓度十足”的现场故事与悬案消息的栏目。
/记者 尹京焕 ykh22@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