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3-04 | 이경운 기자 cloud@sedaily.com

秋美爱:“尹锡悦威胁全体国民……应抛弃唯我正义的傲慢”[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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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韩国法务部长官秋美爱针对检察总长尹锡悦批评称:“正在对国民进行威胁与煽动。应当摒弃‘唯我正义’的傲慢。”

秋美爱4日在自己的脸书上发文表示:“侦查与起诉分离并不会剥夺检察官关于侦查的权限,反而会使检察官的权限与职责更加沉重。其含义是恢复检察官在侦查方面的本来权限,回归‘正常检察’。”这是在近期尹锡悦总长一再表明反对设立以检方侦查权与起诉权分离为核心的重大犯罪侦查厅(重侦厅)立场后,对其作出的批评。

他接着主张:“检察总长甚至生造出‘腐败完胜’这样的新词,声称一旦设立侦查厅,检察官的所有侦查权限就会消失、腐败将会横行,以此威胁国民。”“可以断言,侦查与起诉分离不会使侦查能力出现问题。侦查的专业性与防止侦查权滥用是两回事。”前一日尹总长在访问大邱高等检察厅、地方检察厅时曾表示“检侦完剥(完全剥夺检方侦查权)就是腐败完胜”,批评设立重侦厅,他对此提出了指责。

此外,秋美爱还表示:“作为检察机关的首长,不应把一线检察官引向检察风波。”“如同部分人所担忧的那样,称一旦设立侦查厅就会诞生失控的日本殖民时期式高等警察,这也是对国民的威胁与煽动,引导更为理想的检警关系才是检察总长的角色。”

以下为前法务部长官秋美爱脸书文章全文

<必须摒弃‘唯我正义’的傲慢。>

— 让我们从政治检察走向正常检察的时代。

1. 刑警应像刑警,检察官应像检察官。这就是侦查—起诉分离的真正含义。

侦查—起诉分离并不会剥夺检察官关于侦查的权限。反而会使检察官的权限与职责更加沉重。其含义是恢复检察官在侦查方面的本来权限,回归<正常检察>。

刑警所做的侦查是以现场为舞台的各种侦查活动,而检察官所拥有的“关于侦查的权限”是监督、监察、控制。

刑警积极主动地追踪犯罪与罪犯。检察官则在这一系列过程中监督、监察、控制是否存在不当侵犯人权、是否滥用侦查权,反之是否因不认真侦查、掩盖案件而背弃正义,并就是否已进行了起诉所必要且充分的侦查发挥后见性调整作用。

现实是,至今仍有检察机关成员不赞同放下检察官直接侦查权的主张。然而即便是检察官,一旦成为侦查主体,也容易陷入“唯我正义”的确证偏差,并因直接面对犯罪而容易丧失客观性。

侦查本质上是逮捕、羁押、扣押等侵犯人权的行为,因此必须由检察官严格控制,而没有主体加以控制的检察官则不应直接进行侦查。

这就是我国宪法所确立的侦查—起诉分离精神。自日本殖民时期起,进行侦查的警察等侦查人员可直接申请令状,后来修宪改为由控制侦查合法性的法律专家即检察官申请令状,这一改变正是出自侦查—起诉分离的精神。

※宪法第12条第2款:逮捕、羁押、扣押或搜查时,须依照正当程序,出示经检察官申请、由法官签发的令状。

※第16条:全体国民的住宅自由不受侵犯。对住宅进行扣押或搜查时,须出示经检察官申请、由法官签发的令状。

2. 检察官的侦查指挥权是以协作关系为前提的法律性侦查控制权(或司法控制权)。

检方完全放下直接侦查权本身并非目的,而是妥当行使侦查指挥权的前提条件。通过这一点,检方并非被排除于侦查之外,而是重新取得我国宪法与法律所确立的正常侦查指挥权人的地位。

因此,确立作为间接权限的侦查指挥权,比检方的直接侦查权更符合先进的刑事司法体系,也成为契合我国宪法精神的检察正常化标准。

这应与过去把与警察的关系误认为上命下服的等级秩序,抢夺或剥夺警察正在进行的侦查、甚至重复侦查的、迄今为止的垂直指挥权区别开来。

侦查指挥权意味着司法控制权,正如先进司法体系那样,检察官应重生为客观、中立并守护国民人权的机关。

为确保检察官本来意义上的侦查指挥权,我去年倾注心力制定了“检警侦查权调整与侦查协作准则(侦查准则)”。

3. “不应想着用侦查改变世界。”这是连扣押搜查都避免大张旗鼓报道、对侦查十分慎重的日本前检事总长(相当于我国的检察总长)吉永祐介所说的话。

他对后辈检察官提出了强烈叮嘱:“检察官不应考虑侦查会对政治产生何种影响。若想用侦查改变世界或制度,就会变成检察法西斯。那是绝不该有的事。”

特搜部的侦查一旦为世人所知,就会被舆论和媒体左右,检察官自己被切断退路。也就是说,一旦启动侦查就必须无条件走到起诉的强迫感与确证偏差开始发挥作用,导致自身疏忽作为法律专家与人权维护官的角色。理所当然地,被侦查对象的人权与人格早已在舆论审判中被肆意切割,无论有罪无罪、罪行轻重,都常在法庭之外遭受无法洗刷的侮辱与人格谋杀。

日本检方经历过因“检察官有组织地伪造证据”,特搜部勉强起诉的案件被判无罪、主办检察官被羁押的事件。以该案为契机,日本在过去10年间以特搜部改革等为内容,朝着“柔和而强大、可信赖的检察”目标全力推进检察改革。

我国检方模仿了日本的特搜部,却在庇护变质得最为强硬的我国特殊侦查惯例,仿佛那是“唯我正义”。推翻过去史委员会已经整理过的案件,以侦查活着的权力为名走向“检察绝对主义”,显然是不合时代的行径。

4. 检察总长甚至生造出“腐败完胜”这样的新词,声称一旦设立侦查厅,检察官的所有侦查权限就会消失、腐败将会横行,以此威胁国民。

可以断言,侦查与起诉分离不会使侦查能力出现问题。侦查的专业性与防止侦查权滥用是两回事。

必须承认,我国检方侦查的真正问题不是侦查能力,而是“选择性侦查、选择性放水”这一更大的问题。也应坦率接受,作为其结构性背景的检方对侦查与起诉的排他性、垄断性权力集中,正是检察改革的核心对象。

此外,在高度化、专业化、多样化的趋势中,侦查专业性问题也只需培养并配置对抗腐败犯罪或智能犯罪的侦查专业人才、提高侦查人员的专业性即可,并非只有检察官才能进行专业侦查。

德国也设有重点检察厅处理重大犯罪,但由警察进行侦查,检察官不直接侦查,而是在关税士、税务士等的协助下判断是否起诉。

总长作为直接侦查事例提到的美国检察官和英国重大犯罪侦查厅等,也是检察官主持侦查,但由警察执行、检察官作为司法控制官推进进程,把法律上规定的“investigate”误译成好像检察官在直接侦查,从而误导国民。

美国和英国的检察官都不会把人叫到办公室亲自进行讯问(interview)。

他们并不拥有像韩国检方那样,可以随意决定侦查谁(拉美案中姜琪正政务首席的事例)、何时侦查(针对前总理韩明淑,在首尔市长选举前夕)、如何侦查(向媒体透露使其丢脸等方式,前长官曹国的事例),肆意挥舞、无所不能的可怕怪物体系。

美国、英国、德国都不会像韩国检察官那样,把人直接叫来却不进行调查、长时间让其等待,或加以侮辱、威胁,当场申请令状,进行无视人权的恐怖式侦查。

5. 作为检察机关的首长,不应把一线检察官引向检察风波。作为公职人员,理应担负起为保护国民权利而引导并沟通未来理想检察官形象的责任。

即便侦查与起诉分离,检警关系也应保持有机协作。如同部分人所担忧的那样,称一旦设立侦查厅就会诞生失控的日本殖民时期高等警察,这也是对国民的威胁与煽动。

这也许是因为检察官们习惯了过去指挥服从关系中学到的垂直指挥权,对在这种权限消失的状态下另行成立侦查组织感到担忧。

正因如此,引导更为理想的检警关系才是检察总长的角色。

总长说得好像只有特搜部侦查才是检方的使命,但针对以女性、儿童、平民等社会弱者为对象的民生犯罪,检察官与警察协作申请令状、提出补充侦查要求(实质上的指挥)、在初期阶段与警察商议指定被害人公设辩护人、采取家庭暴力临时措施等,这一切都是检察官与警察共同进行“侦查”。

这样的关系在地方检察厅与侦查本部之间形成,对于地方检察厅与侦查厅之间的重大犯罪,检察官也从侦查初期起就对警察进行包括法律指导与建议在内的法律咨询,一方面树立积极的司法正义,另一方面防止侦查权滥用、防止侵犯人权,发挥法律专家与人权维护官的作用。

摘掉政治检察的污名、重拾正常检察荣誉的检察改革!!恳请检察机关各位成员与全体国民深切理解与热情支持。

/记者 李京云 cloud@se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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