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的延续性得以维持期间,只是暂时执政的执政党正滥用其在国会的支配地位,滥发破坏市场原理的规制立法。近来,执政党表示要把模仿“苹果、谷歌将平台业务所获收益与入驻其平台的个人、企业共享的方式”的“合作利益共享制”立法化,并把反对者贬斥为“连内容都不了解,就用红色分子的框架反对”。但依宪法,利益共享制应遵循市场原理,政府应在保障市场自律的同时,仅通过课税权履行再分配收入的职能。然而按照执政党推动的“合作利益共享制”,以构成社会共同体的个人、企业所拥有的既有知识和知识产权为基础,由其他个人、企业发挥创意而取得的知识产权,恰恰会成为“合作利益共享制”的优先对象。此时,确定共享该利益者的范围固然是问题,更大的问题在于:明知因政府规制自己的努力得不到回报,便无法期待个人、企业去创造更为先进的知识。倒不如干脆无视宪法、只标举立法万能主义,制定一部意在“市场上所获一切利益分配给所有市场参与者”的“N分之一法”,再把对现政权立法的司法控制斥为司法政治化,并颂扬遵守恶法的“苏格拉底兄”,这样反倒更为坦率。
同样的疑问,也可在政府“为供应更多住房而提高容积率,但把超过收益率的开发利益收回,用于扩充社会基础设施或帮助社会弱者,而由公营企业实施的重建则免除超额利益回收”的住房政策中发现。扩大土地容积率,不过是实现“土地财产权内含的使用、收益权之最大化”这一宪法理念的过程。尽管如此,却把这份利益包装成现政权给予的特惠,进而无视宪法保障的自由竞争原理,只对公营企业实施的重建免除利益回收。这里没有法治国家原理,只有希特勒式的“领袖原理”。这不过是对因住房政策失败而暴涨的房价,一手用课税权、另一手以“无房者应共享的利益”名义予以回收的花招。这种背离宪法的立法姿态,似乎源自执政党的自满:为维持政权,任何政策都可立法化,任何构成障碍的法官都可弹劾。
苏格拉底兄。宪法宣明我国是在一切领域尊重个人、企业自律与创意的自由民主国家,而掌握立法权的执政党若不保障个人、企业通过自由竞争获得的利益,反而制定以“N分之一”取走这些利益的违宪法律,那么是否仍要说“恶法亦法”?我们来问一问吧。“苏格拉底兄,这世道怎么会这样。”
/舆论读者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