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公布的《2020年人口统计结果》令人震惊。四季度总和生育率降至0.7人区间,人口净减少的自然减少已成现实。此前,人口减少一直被当作众人皆知有风险却容易忽视其严重性的“灰犀牛”。但去年新生儿总数为27.24万人,比Statistics Korea两年前预测的29.2万人还少了整整2万人。年度新生儿减少率也达到10.0%,自2017年(11.9%)以来3年后再度升至两位数减幅。若这种超低生育率持续,目前约5200万人的韩国人口将在2038年降至5000万人以下,进入22世纪后甚至要担心“国家消亡”。
专家指出,现在是改变适应高增长时代的人口减少观念和政策框架的时点。首先,不应再仅把低生育率归类为经济等社会整体风险因素,而应将其视为常量固定下来,并对相应的人口政策进行范式转换。国家人文社会论坛成员、世宗社会服务院院长金美坤强调:“现在必须接受人口减少的时钟已无法倒转这一事实”,“要在尽可能延缓人口减少速度的同时,寻找结构改革的机会”。
最紧迫的课题是解决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活力下降的问题。日本在所谓“失去的20年”里,推出“随身听”这类产品的创新消失,制造业强者地位随之让出。韩国目前仍有三星集团这样的传统大企业和NAVER集团等新兴成长企业引领创新,但随着劳动人口质量逐步下降,创业与守成都可能变得困难。韩国企划财政部高层人士表示:“今后全体就业者中50岁以上人口比重将逐步上升,老龄化趋势将持续”,“我们正努力发掘提升国民个人生产率的方案”。
也有观点认为,随着机器人、人工智能(AI)等新生产手段的出现,劳动年龄人口的概念也需要变化。东亚大学教授金大焕表示:“如果利用第四次产业革命让少数人才发挥巨大的生产能力,人口老龄化问题大部分可以解决”,“从现在起就应研究第四次产业革命与人口的关系”。
主张将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声音也很强。即如果提升劳动生产率质量存在极限,就必须改变产业结构。延世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成太胤解释称:“政府的经济产业政策整体应重新设计,朝着能够改革结构的方向推进”。
还有观点认为,此前任何一届政府都未能摆上公共讨论台面的移民政策,现在必须浮出水面。总和生育率为1.73人的美国之所以能保持为全球最年轻、最具活力的国家,原因也在于积极接纳移民。此外,如果只是单纯增加海外流入人口进行数量上的防御,反而会成为另一种社会矛盾的诱因,因此有人主张应以高端人才为主给予大胆激励,制定前瞻性移民政策。仁荷大学教授徐光锡表示:“有必要关注以色列政府组织中名为‘人口移民局’的机构”,“应把分散在各部门的外国人力引进政策集中到一处专门负责”。
在改变低生育率范式的同时,还应重新检视超低生育率背景下的生育政策。仅靠撒钱无法解决问题。政府声称要解决低生育率问题,仅去年就投入37.6万亿韩元,最近15年投入超过305万亿韩元的庞大预算,却未见明显效果。这是因为反复推出诸如2018年新设的“儿童津贴10万韩元”式的拼凑、补丁式政策。此前使用的低生育率预算中,还包含大学创业基金设立、社会定制型学科支持等与低生育率并无直接关联的预算,财政未能高效使用的指摘不断。结果,去年韩国总和生育率降至0.84人,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唯一生育率处于0人区间的国家,并自2013年以来持续占据生育率末位。
/世宗=徐一范 记者 squiz@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