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2-24 | 김영기 논설위원 young@sedaily.com

[周四清晨]“串通金融”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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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自由代言人”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曾说:“经济学是一门证明人们以为自己能够做到、却对此何等无知的学问。”回顾反复发生的经济危机史,政策制定者往往抱着“我的想法是对的”这种固执,与亲信一起强推政策,最终陷入教条。他们的判断失误变成“集体的谬误”,给整个国家带来难以恢复的危机。

我们又如何呢?外汇危机之后,官僚社会、尤其是执行金融政策的“财阀化财政官僚群体”的威势更加稳固。其他国家至少对政策失误有所反思,而我们的官僚不但不反省金融危机,反而与一线金融从业者勾结、不断壮大势力。即便在政权更迭之际,“某某派系”“西江大学出身金融人聚会”“釜山出身金融人聚会”等一个个“同盟”接连产生,并演变为巨大的权力。在世人眼中,这就是“他们自己的联赛”,说得重一些,与“帮派金融”无异。

金融官僚为何能长年待在阳光温暖之处、扮演街头老大的角色?他们固然有出色的能力,但提供成因的正是金融从业者自己。在发展中阶段,由于政策性金融的必要性,银行职员只能依附官僚。但此后银行家们不是提升实力,而是忙于挖出竞争者的瑕疵,向青瓦台和监管当局投递告状信。银行经营即便遇到危机,也有“存贷利差”如乳汁般支撑,无须担忧,行长和高层只需看权力的眼色即可。

钻进薄弱治理结构缝隙的政客与官僚的做派,也成了银行高层的榜样。在没有实际控制人的金融公司,一旦登上会长或行长之位,便一心构筑自己的领地。他们寄生于政权实权人物与官僚,发挥独一无二的影响力。即使没有特别的经营能力、即使发生大型金融事故,也没人要求其交出位置,这才真是“美差”。掌握了空降术的银行,一边向往来企业贷款,一边施展把退职员工派去当监事的技术。在这种状况下却期待培养出发达国家水平的资产运用能力、喊出“韩国版高盛”的诞生,实在令人脸红。

政客以利益共享制之名要掏空金融公司的钱库,对民间为主人的商业银行要求削减分红,而金融机构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一状况恰恰反证了我国金融产业的面貌。由自己出钱设立的相关协会,十年前当过部长的人凭政权实权人物的人脉进来,业界连挣扎抵抗都做不到,这就是实情。官僚以各种名义对满是缺点的金融公司改变监管框架、更改会计准则。对律所和会计师事务所而言,新法规成了好活计,而后辈送来的监管礼物,也实实在在替在这些机构充当说客的退职官僚挣足了面子。

韩国金融委员会与韩国银行围绕大型科技企业的信息管理甚至引发“老大哥”争议,展开难看的饭碗之争,这是“串通金融”的变形版本。他们用漂亮的说辞讲述自己管理的必要性,但只要剥开一层,不过是把想当新兴美食街老大的欲望包装得像样一点而已。

所有金融危机都由贪婪与恐惧结合而生。演变为比特币狂潮的当下泡沫展现了贪欲的极端,而泡沫破裂时,毁灭的变奏曲将比任何时候都更喧闹。当危机成为现实,我们的政客和官僚果真会出面拯救金融公司吗?他们必然会像鬣狗一样最先冲向散发不良腐臭的银行追究责任。金融危机之后23年过去,却连一家能拿到世界舞台上的资产管理公司都没能培养出来,反而沦为实权者游乐场——我国金融产业的现实令人惋惜而悲凉。young@sedaily.com

/金荣基 论说委员 young@se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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