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界不仅把检察机关的侦查、甚至把司法机关的审判都当作攻击对象。他们只用‘划分阵营式’的阵营政治逻辑来看问题。正因为处处看国会的眼色,司法与检察改革才无法真正推进。”
大韩律师协会会长李灿熙21日与Seoul Economic Daily见面时表示,尽管获得国民支持,司法与检察改革却迟迟无法步入正轨,最大原因就是政界的阵营政治。他解释称,政界脱离司法与检察改革的本质,一味沉迷于指责个案侦查与审判,越过了本不该越过的“界线”,反而成了绊脚石。李会长尤其指出,政界不是协商共治,而是以“不是我这一方就是敌人”的阵营政治逻辑对司法机关加以裁量,这种现实才是问题。即使是司法机关可以通过内部讨论自行解决的事项,政界也“各取所需”地进行划分阵营,从而不仅破坏了司法机关的独立性,连其公信力也一并摧毁。 李会长强调:“试图驯服媒体的是政界,与私立学校腐败有关联的大多也是政界”,“要改变司法机关、媒体和教育等社会领域,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政界的改革。”他主张:“现实是,国会议员把当选放在首位,国民在政党、国家之后被挤到了第四位”,“需要改善选区制度,让国民的意愿得到真正体现。”也就是说,只有先改变陷于政党主义与地域主义的政界风气,例如打造能够选出有信念而非以当选为目标的国会议员的基础,司法与检察乃至其他改革才能获得动力。/对谈=社会部部长金正坤 mckids@sedaily.com
李会长指出,政界超越制衡、达到“干预”程度的事例之一,就是围绕김명수韩国大法院院长的“谎言争议”。金大法院院长的发言,以及将其录音的釜山高等法院部长法官林成根的行为存在争议余地,这一点并无异议。但他解释称,把此事卷入辞职、弹劾之类的政界争斗,不仅损害了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也损害了其公信力。
李会长表示:“问题在于,本有余地由司法机关自行解决的事项,政界却按照自身利害关系加以扩大和再生产”,“应通过内部意见汇集,若有过错则予以纠正并防止重复发生,给它改正的机会,这样才能既维持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也维持公信力,但现实并非如此。”也就是说,司法机关被塑造成受朝野攻防摆布的形象,在独立性与公信力方面受到严重创伤。他尤其担忧,公信力的无止境下滑,可能连为化解矛盾而通过社会共识建立起来的司法制度根基都动摇。 李会长强调:“司法权滥用事件的根源,是‘法官是否可以与行政机关勾结改变审判结果’的不信任”,“金大法院院长的谎言争议,从可能使司法机关公信力无止境下滑这一点看,可能导致比司法权滥用事件更致命的后果。” 他认为,归根结底,只有政界专注于“制衡”这一本职任务,司法机关自身持续自我净化努力,破裂的信任才能得到弥合。李会长表示:“只有以法官的职业廉洁性等为前提,审判才能得到信任”,“正因如此,提升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与公信力,是法官自身通过讨论去守护的份内之事。”他接着表示:“但由于自己挠不到自己的背,政界的制衡不可或缺”,并表明赞成“法官弹劾制度”。他认为,随着“高等法院部长法官晋升制度”被废除,法官依自己主观判断作出裁判的可能性增大,因此也需要“制衡装置”。高等法院部长法官晋升制度是指“只有高等法院审判部的部长法官才能担任审判长”的制度。但在遭到以人事权让法官排队的批评后,去年3月《法院组织法》修正案通过国会,该制度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修改为可由“审判部成员中的一人”担任审判长。 李会长解释称:“在有高等法院部长法官晋升制度的时候,法官们还会注意让自己的判决不被上诉驳回”,“如今虽然有三审制这一内部控制,但可能稍显薄弱,因此国会的弹劾制度应当保留。”也就是说,需要国会的法官弹劾制度,作为向法官发出“并非铁饭碗”“随时可能脱下法袍”的警告信息以及外部控制手段。
不过,李会长表明反对国会表决通过针对林部长法官的弹劾诉追案的立场。理由是,虽然作为制衡法官的装置应保留国会弹劾制度,但在时机上可能被误解为“政治报复”。虽然也可以视为“乌鸦一飞梨子落地”式的巧合,但反而很有可能被戴上有色眼镜看待。 李会长批评说:“律协早在所谓‘曹国事件’之前就主张制定禁止公开嫌疑事实的准则、禁止拍照线等,政府当时不予接受,后来却开始针对特定人适用”,“法官弹劾也是一样。”他接着表示:“把一个做了癌症手术、请了病假并表示要辞职的人拦住,在这个时点予以弹劾”,“我赞同共同民主党议员李坦熙关于需要法官弹劾制度的意见,但问题在于时机和对象存在被误解的余地。”
李会长还明确表示,对于已经启航的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政界也应守住制衡这条界线。因为如果政界以阵营逻辑摇动如同“新生儿”一般的公调处,检察改革、防止高级公职人员腐败这些本职功能就可能无法正常发挥。他建议,为使公调处步入正轨,处长、次长、检察官、调查官应各按其角色打好基础。他认为,随着公调处、检察机关、警察之间无限竞争的时代到来,应着手推进亲人权的侦查、构建扁平化组织文化等特色化工作。
李会长表示:“如果比作新开张的中餐馆,公调处处长是老板,公调处的检察官和调查官是厨师长”,“如果公调处检察官打造亲人权的侦查文化,那么处长就应当运营好组织,使公调处能够正常履行本职功能。”他接着补充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处长或次长由法官出身而非检察官出身担任更为可取。”第一个理由是,由法官出身者担任公调处处长,可以与另案侦查、翻旧账式侦查等检察机关错误的侦查惯例切断联系。此外,他还指出,由于与检察机关没有关联,在选定对象与侦查方面能够确保客观性。
不过,李会长强调,鉴于侦查、人事、预算、立法等权力集中于公调处处长,需要制衡装置。他认为,虽然检察机关、警察可通过侦查、国会可通过人事进行外部制衡,但仍可能有所不足。因此,必须通过修法建立内外部控制装置,公调处才能按原本宗旨运行。
李会长表示:“需要设立外部委员会等,防止公调处处长、次长进行单方面侦查”,并举出逮捕令审议委员会和检察侦查审议委员会等为例。逮捕令审议委员会是随着今年1月《逮捕令审议委员会规则制定案》生效而设立的机构,负责审查检察官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不申请司法警察官所申请令状时的合法性问题。由外部专家组成的检察侦查审议委员会则审议检察侦查是否合法等。也就是说,应设立有外部专家参与的委员会,审视公调处是否进行侵害人权的侦查、侦查是否违法等。
李会长还表示:“应建立法律基础,使包括公调处处长在内的检察官、调查官等在犯有过错时可以像一般公务员一样被弹劾”,“这可以起到制衡作用,防止公调处侦查走上具有违法性等错误的道路。”此外,他强调,公调处处长金振旭公开承诺的公调处内部扁平化组织文化建设也必须得到落实。金处长此前曾强调:“公调处希望通过自由进行内部沟通的全新扁平化组织文化,而非上命下从、整齐划一的垂直型组织文化,打造富有创意、让人愿意工作的组织。”
李会长表示:“打造扁平化组织文化取决于公调处处长、次长的意志”,“我期待在内部由处长与次长相互制衡,同时与成员之间形成扁平化沟通文化。”
◇he is…
△1965年生于忠南天安 △1984年龙门高中 △1988年延世大学法学系 △2011年延世大学法务研究生院 △1999年司法研修院结业(30期) △2006年杜拉律师事务所律师 △2007年大韩律师协会财务理事 △2008年影像物等级委员会监事、大韩律协事务总长 △2010年赞助商检察官事件特检特别调查官 △2011年正律律师事务所成员律师 △2017年首尔地方律师会会长 △2019年大韩律协会长
/安贤德·李熙照 记者 always@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