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畿道知事李在明7日针对批评其核心政策基本收入的共同民主党党首李洛渊表示:“我简要作答,期待基于常识与合理性的建设性争论,而非政治上的强辩或贬损。”
李知事当天在脸书上发表题为《基本收入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的文章,称“有人以国外没有成功案例、缺乏可行性为由反对基本收入”,并作出上述主张。
李知事指出:“认为基本收入不可能的人列举了多种理由”,“认为连基本生活费都达不到的每月最多50万韩元会导致人们逃避劳动的道德风险论毫无提及价值,而且它没有污名效应,反而能防止为成为福利救助对象而逃避劳动的副作用,因此我来看看不可能论的核心理由——财政问题。”
他强调:“人类的问题人类可以解决,如果是必要的政策,就不该因国外没有先例而未战先怯、放弃,寻找可行办法才是开辟道路的政治家的工作”,“因为沿既定道路把可行之事做得更好是行政,开辟新路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才是政治。”
他同时表示:“我国与福利相关的支出为GDP的11%,约为经合组织平均水平(GDP的21%)的一半,仅要达到经合组织平均水平,就需把福利支出增加2020年GDP约2000万亿韩元的10%,即约200万亿韩元”,“今年国家预算仅本预算就达558万亿韩元,还会追加修正预算,今后还将持续增加。”
李知事称:“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增加仅为经合组织一半的福利相关支出,提高偏低的税负率,从低负担低福利社会走向中负担中福利社会”,“为此增税不可避免,如果大多数国民理解基本收入目的税——所领取的基本收入多于所缴税款,他们就不会反对为基本收入而增税,反而会赞成。”
李知事表示:“韩国型基本收入不必过于着急,但也不能过度推迟”,“人均每年100万韩元(每季度25万韩元)的基本收入,只要下决心,数年内完全可以实施。”
他接着说:“这样一来,就能几乎全年享受去年5月第一次灾难支援金带来的人人幸福、经济活跃、国民团结感提升的效果”,“通过增税提高基本收入金额,可在10年以上的长期目标下,经国民共识逐步增加,直至达到基本生计费水平的每月50万韩元(每年600万韩元,四口之家2400万韩元)。”
李知事称:“外国未能引入基本收入,是因为尚无相应财力,或者高福利国家需要以基本收入替代既有的大规模福利,而制度转换的必要性并不大”,“但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把福利相关支出增加到目前的2倍以上,因此增加的财源一部分用于强化基本福利或引入新福利,一部分投入既是福利政策又是经济政策的地方货币型基本收入,通过制度间竞争,对更好的制度投入更多即可。”
李知事补充说:“我们没有沿袭世界各国‘承受国债比率上升、增加家庭收入支援以降低家庭负债比率’的先例,而是走了‘低家庭支援、低国债比率、高家庭负债比率’这条只属于我们的路”,“质变了的世界需要质变的新政策。在技术革命、数字经济、超集中时代,基本收入这一能产生缓解两极化、支援家庭收入、激活经济三重效果的福利型经济政策,只是时间问题,绝对无法回避。”
李知事当天向对基本收入持批评态度的共同民主党党首李洛渊连日直接开炮称:“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才是政治,我们完全可以引领世界。”
此前,李洛渊2日在国会谈判团体代表演说后与记者见面时被问到李知事的基本收入政策,他表示:“除阿拉斯加以外没有地方在做,它也不能成为既有福利制度的替代品。”
对此,李知事反驳称:“我们可以率先开路、引领世界上尚不存在的新制度”,并于6日在推特上附上题为《只有阿拉斯加搞基本收入?……so what?》的投稿文章,主张“必须抛弃别国不做、我们怎敢做的事大主义式失败者心态”。
<以下为李知事社交媒体全文>
基本收入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有人以国外没有成功案例、缺乏可行性为由反对基本收入。我简要作答,期待基于常识与合理性的建设性争论,而非政治上的强辩或贬损。
1.何为基本收入?
是向所有国民无差别定期发放的支援金。京畿道在遭遇灾难之际“以基本收入方式”于去年4月进行第一次发放、目前正在进行第二次发放的“灾难基本收入”,如果定期化,就正是“基本收入”。政府去年5月发放的第一次灾难支援金,如果按个人均等定期发放,那也是基本收入。
发放金额可在预算可行范围内确定,支援周期可在每周、每月、每季度、每半年、每年中选定。
发放方式此前设想为现金发放,但以经济带动及缓解两极化效果更大的地方货币发放更为可取。
2.基本收入是否必要?
基本收入曾从右派立场出发,以追求小政府、整理复杂福利体系为目的加以讨论,也曾从左派立场出发作为福利扩大的一种形态加以讨论,但最近硅谷成功的CEO们(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埃隆·马斯克)从新的视角提出主张,使其迅速成为全球性讨论主题。
比起福利扩大或追求小政府的政治理由,其主要目的在于防止第四次产业革命(技术革命)带来的就业终结与过度超额利润、家庭收入与消费需求减少所致的结构性低增长和经济萧条,并谋求维持资本主义体制与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成长(为持续维持游戏世界而不断发放基础资金的大富翁游戏值得参考)。
3.以地方货币发放的韩国型基本收入的确实效果
应对总需求不足导致的经济萧条,核心是扩大需求,为创造需求,政府推行提供公共岗位或福利等家庭收入支援政策。但与过去不同,若支援现金,家庭会因种种原因选择为不安的未来储蓄而非消费,结果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消费带来的销售、生产、投资、就业增加)有限。日本按人均10万日元(120万韩元)发放的支援金中只有10%被使用,美国按1200美元发放的钱中只有45%被消费。
但大韩民国把第一次灾难支援金(京畿道的第一、二次灾难基本收入)以必须在3个月内使用的地方货币发放,且限定只能在年销售额10亿韩元以下的中小工商业者处使用,尽管只发放了极小金额(人均约26万韩元,占GDP的0.7%),统计上却超过了上一年度的消费销售额,经济效果之大让国民有两个多月如同节日旺季的体感。
4.韩国型基本收入是经济政策还是福利政策?
从现在起,使用有限财源的国家政策必须设计成产生复合效果而非单一效果。不应把灾难支援金以现金甄别发放、只看到单纯的“支援”效果,而应向所有人以地方货币发放,在收入支援与销售增长效果之后,同时享受生产、流通、就业良性循环的经济效果。
给炸鸡店老板现金,他只会付掉拖欠的租金;但若提高其销售额,他就要买鸡、雇兼职,卖鸡的人就要多养鸡、多买饲料,饲料厂就要……
小工商业者呼吁“不要挑出我来给现金,请给国民地方货币来提高我们的销售额”,原因正在于此。
以地方货币定期发放的基本收入,既是支援家庭收入的福利制度,同时也是通过激活经济和扩大需求实现持续增长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划时代的经济政策。
5.基本收入可行吗?
认为基本收入不可能的人列举了多种理由。认为连基本生活费都达不到的每月最多50万韩元会导致人们逃避劳动的道德风险论毫无提及价值,而且它没有污名效应,反而能防止为成为福利救助对象而逃避劳动的副作用,因此我来看看不可能论的核心理由——财政问题。
人类的问题人类可以解决,如果是必要的政策,就不该因国外没有先例而未战先怯、放弃,寻找可行办法才是开辟道路的政治家的工作。因为沿既定道路把可行之事做得更好是行政,开辟新路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才是政治。
我国与福利相关的支出为GDP的11%,约为经合组织平均水平(GDP的21%)的一半,仅要达到经合组织平均水平,就需把福利支出增加2020年GDP约2000万亿韩元的10%,即约200万亿韩元。今年国家预算仅本预算就达558万亿韩元,还会追加修正预算,今后还将持续增加。
-短期财源筹措方案:节减一般预算
若按去年第一次政府灾难支援金水平的人均25万韩元、每年分两次按半年发放(四口之家每年200万韩元),需要26万亿韩元,而这仅占国家财政的5%、去年GDP的1.3%,通过一般预算调整完全可以筹得。
-中期财源筹措方案:缩减税收减免
按人均25万韩元每季度发放(四口之家每年400万韩元)还需追加25万亿韩元,若把每年高达50万亿~60万亿韩元的税收减免额缩减一半左右,就足以筹措。
-长期财源筹措方案:增税
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增加仅为经合组织一半的福利相关支出,提高偏低的税负率,从低负担低福利社会走向中负担中福利社会。为此增税不可避免,如果大多数国民理解基本收入目的税——所领取的基本收入多于所缴税款,他们就不会反对为基本收入而增税,反而会赞成。
以基本收入目的税增收的税款,不会被当作政府的一般财源花掉,而是全额汇集为特别会计,公平地以地方货币发放给国民,以振兴经济、支援家庭收入、缓解财富两极化,从而保障持续的经济增长。
可以在现有税目上追加基本收入目的税,但长期而言,还可引入为克服气候危机的各种基本收入环境税(代表性的是减少碳使用的碳税)、为保障我所生产的数据主权而对数字时代的生产原料——数据征收的基本收入数据税、对替代劳动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征收的基本收入机器人税、对土地等不劳而获收入征收的基本收入土地税等。
6.实施时期?
韩国型基本收入不必过于着急,但也不能过度推迟。
人均每年100万韩元(每季度25万韩元)的基本收入,只要下决心,数年内完全可以实施。这样一来,就能几乎全年享受去年5月第一次灾难支援金带来的人人幸福、经济活跃、国民团结感提升的效果。
通过增税提高基本收入金额,可在10年以上的长期目标下,经国民共识逐步增加,直至达到基本生计费水平的每月50万韩元(每年600万韩元,四口之家2400万韩元)。
7.发放手段必须是地方货币而非现金。
因为基本收入是经济政策,所以必须以使用期限和使用场所受限的消灭性地方货币发放,而不是现金。
很多人疑惑,我为何不主张易于理解、大众接受度高、预算也较少的基本资产制(在一定年龄段发放一定高额资金作为准备一生的种子资金)。我明确地说,总有一天在基本收入之后也应引入基本资产,但在现阶段我不赞成引入。
因为基本收入以地方货币发放定期支援金,除收入支援之外还能通过激活消费推动持续经济增长,而基础资产金额高、须交由人生规划,因此不能以地方货币发放并要求在市场上立即消费。
8.没有国外案例既不意味着不可能,也不是做不成的理由。
外国未能引入基本收入,是因为尚无相应财力,或者高福利国家需要以基本收入替代既有的大规模福利,而制度转换的必要性并不大。
但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把福利相关支出增加到目前的2倍以上,因此增加的财源一部分用于强化基本福利或引入新福利,一部分投入既是福利政策又是经济政策的地方货币型基本收入,通过制度间竞争,对更好的制度投入更多即可。
我们没有沿袭世界各国“承受国债比率上升、增加家庭收入支援以降低家庭负债比率”的先例,而是走了“低家庭支援、低国债比率、高家庭负债比率”这条只属于我们的路。
质变了的世界需要质变的新政策。在技术革命、数字经济、超集中时代,基本收入这一能产生缓解两极化、支援家庭收入、激活经济三重效果的福利型经济政策,只是时间问题,绝对无法回避。
/记者 尹钟烈 yjyun@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