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2-05 | 김지영 기자 jikim@sedaily.com

[大胆金融]Lime重罚将令银行接连诉讼?韩国金融监督院回避监管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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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金融监督院对销售Lime基金的银行事先预告“停止职务”这一重罚,令银行业大为震惊。原因在于金融当局不仅未反省监管失败,反而把责任推给销售机构,而且完全没有体现出银行此前为解决事态四处奔走的努力。若制裁力度就此确定,金融公司治理结构可能动摇,法律诉讼看来难以避免。

据金融界5日消息,韩国金融监督院已于3日向销售Lime基金的友利银行和新韩银行事先通报了处罚方案。据悉,友利金融集团会长孙泰升(时任友利银行行长)和新韩银行行长陈玉童分别被通报了属于重罚的“停止职务”和“问责警告”。新韩金融集团会长赵镛炳则被事先通报了属于轻罚的“提醒性警告”。

━ 6年来首次对现职人员“停止职务” 各大商业银行关注的是,当局对现职的友利金融集团会长孙泰升事先通报了属于重罚的停止职务决定。对现职银行业最高经营者(CEO)通报停止职务,是自2014年前KB金融控股会长林荣禄之后的首次。

据悉,金融监督院认为,友利银行不仅销售Lime基金最多,而且在察觉基础资产存在不良迹象后仍继续销售,这一点成为问题。实际上,友利银行的Lime基金销售额为3577亿韩元,新韩银行为2769亿韩元。

也有观点认为,这是孙会长与金融监督院“恩怨”导致的加重处罚。孙会长在衍生结合基金(DLF)事态时曾不服金融监督院的重罚而提起行政诉讼。当时首尔行政法院受理了孙会长的效力中止临时处分申请。银行业一位人士表示:“孙会长似乎被金融监督院视为‘眼中钉’,所以尽管是现职也被处以停止职务”,“每次出问题就追究CEO责任的做法反复出现,处罚效果也随之减半”。

此前在与Lime相关的证券公司制裁审议委员会上,金融监督院曾以事件发生在任期初期等为依据,将对现职CEO、KB证券代表朴正林的制裁力度从停止职务下调一档至问责警告。有观察认为,考虑到孙会长担任友利银行行长的任期(2017年12月~2020年3月)与Lime基金销售时点(2018~2019年),这一理由难以适用。

━ 因疫情让其连任……却因制裁“动摇” 问题在于,若此类重罚最终确定,今后将无法在金融业就业。就孙会长而言,由于目前并未担任受处罚职务即银行行长一职,预计短期内对其履行会长职务不会产生影响。去年3月他已获保障连任3年任期。金融界一位人士表示:“据了解,友利金融董事会也从稳定性角度赞同孙会长继续履行会长职务。”不过,若对孙会长的重罚最终确定,自制裁生效日起4年内将被禁止在金融业就业,因此三连任将无法实现。

新韩银行行长陈玉童也在去年12月获保障连任2年任期。若问责警告确定,陈行长今后3年内不能在金融业工作。正是在此背景下,孙会长和陈行长提起不服诉讼的可能性都很高。金融界一位人士担忧道:“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各金融公司都以稳定优先于变革为由推进连任和任期延长,但当局的制裁使之失去意义”,“经营风险将会加大”。

━ 政策与监管失败却不受罚的金融监管 业界指出,包括Lime基金在内的私募基金事态也有金融当局监管不足的原因,却过度把责任转嫁给业界。这种“金融当局责任论”在金融工会之后,也从参与连带等市民团体中流传出来。

参与连带在4日发布的议题报告《私募基金不良损害为何发生》中表示:“Lime、Optimus基金不良事件的根源在于2015年Capital Markets Act修订等一系列放松监管”,“由于事实上普通投资者也能投资私募基金,损害因而扩大”。当时金融当局将合格投资者的投资金额门槛降至1亿韩元以上,私募基金运营公司的自有资本标准也放宽至20亿韩元,降低了私募基金的进入门槛。在这种放松监管政策之下,监管工作本应加强,但实际上监管却很薄弱。参与连带批评称:“此前金融监管一直侧重于稳健性”,“对负有私募基金事态责任的金融当局相关人员的调查或责任追究,连提及都没有”。

全国金融产业工会也在3日通过声明反驳称:“作为销售方的银行处于在制度上难以接触或介入私募基金内容与运营的结构之中”,“该受罚的应当先是政策与监管的失败者”。

围绕Lime基金,针对友利银行和新韩银行的制裁审议将于本月25日举行。处罚方案须经金融监督院制裁审议及韩国金融委员会议决后最终确定。在此过程中,制裁力度也有下调的可能。

/金智英 记者 jikim@se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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