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中,燃烧着要建设一个从未经历过的国家的热情。”
这是文在寅总统2017年5月10日就职演说中的承诺。三年九个月过去,如今有人苦笑着说“这大概是被兑现得最好的一条承诺”。这反映的是,一觉醒来便涌现出过去从未经历过的惊人消息的现实。文总统的誓言正在以完全相反的方向实现。
4日同样充斥着前所未有的新闻。文在寅政府推出了第25次房地产对策。仅以房地产政策发布次数而言,足以在历届政权中夺得金牌。对策的核心是以公共开发为主,在首尔供应32万户,全国供应83万6000户。但不少人指出,这种执着于公共而非民间的“官办新城”式思路,只会带来一半的供应。文总统曾在2019年11月“与国民对话”中断言“房地产问题我有信心”。去年房价涨幅创14年来最高、全租金涨幅创9年来最高,总统的话已失去信任。这与自称“就业政府”、去年就业成绩单却创下外汇危机以来最差纪录如出一辙。
泛执政阵营议员当天强行推动并通过了对釜山高等法院部长法官林成根的弹劾诉追案。这是宪政史上首次对一线法官推动弹劾。若法官有过错,司法机关内部惩戒或审判等制裁手段并不少。尽管如此,对一审被判无罪的法官偏要以弹劾加以束缚,只能被解读为“驯服法院”。在此过程中,김명수韩国大法院院长的谎言被揭露,令人震惊。他曾表示未受理林法官辞呈并非因为弹劾争议,但录音记录公开后证实并非事实。
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截至当天受理检察官报名申请,这也是首次发生的事。像新加坡的“贪污调查局”、香港的“廉政公署”那样设有公职人员腐败调查机构的国家确实有一些。但没有一个国家同时赋予其侦查权与起诉权。尤其是把强制将检警正在侦查的案件移交公调处的侦查移交要求权也赋予公调处长,这在任何地方都无法想象。
庞大执政党去年底通过的“企业规制三法”中,不乏海外并不存在的枷锁。Commercial Act在选任身为外部董事的监事委员时,将最大股东的表决权限制为3%便是代表性例子。由此,韩国企业沦为企业猎手猎物的可能性升高。例如,若海外投机资本或中国竞争对手一方扶植符合其口味的监事,试图窃取三星集团、现代汽车、SK等韩国企业的机密,正常经营将难以维持。部分市民团体主张以色列有类似规制,但严格比较后与韩国不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并没有束缚大股东表决权的做法。
持有母公司0.5%(上市公司)以上股份的股东可对子公司董事提起诉讼的多重代表诉讼制,在外国也难以找到。这并非对投身经济战争的韩国企业适用全球标准,而是给它们绑上全世界最重的沙袋。
韩国法务部部长试图惩戒检察总长,也是宪政史上前所未有之事。除此之外,国家负债剧增、持有税等税负上调、健康保险与雇佣保险费率上调、出生婴儿骤减、韩日关系最差、主要广域自治团体首长连环性骚扰风波等“坏消息”接连不断。
令世界惊讶的消息层出不穷,既有光亮的一面,也有阴影的一面。问题在于,文在寅政权在违背自由民主主义、市场经济、法治主义等宪法价值的同时滥用了过头之举。凭多数之力横冲直撞,制造出一系列可耻的“韩国新纪录”和“世界新纪录”。在此过程中,我们面临民主主义倒退、国论分裂、常识崩塌的危机。副总理兼韩国企划财政部部长洪楠基最近对执政党的民粹政策表示为难,称“将以知止而止于当止之处的‘知止止止’的心境前行”。如果现政权拒绝自行停下,那就只能由清醒的民心踩下刹车。
/金光德 论说室长 kdkim@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