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机构委托民间运营的呼叫中心业务应直接雇用”的主张,除国民健康保险公团外,也在首尔交通公社、首尔住宅城市公社(SH公社)等成为劳资矛盾的原因。原因在于工会仅以偏向视角看待“外包”,视其为强加低质量岗位的“花招”。尽管委托给专门从事咨询业务的企业可降低成本并提供优质服务,但只要不是直接雇用的岗位,就都被当作“积弊”。
据劳动界2日消息,除罢工进入第二天的民主劳总国民健康保险客服中心支部外,首尔交通公社呼叫中心工会、SH公社呼叫中心工会等也在要求公社直接雇用。SH公社呼叫中心工会去年11~12月多次罢工,首尔交通公社呼叫中心工会也在首尔市政府附近持续举牌示威。
这些公营企业均将呼叫中心业务委托给民间企业。健保公团将业务外包给UNIES、韩国Corporation等11家企业,交通公社和SH公社则分别由KTCS和KTis承接委托。特别之处在于,按政府标准看,他们的雇用形态并不属于非正规职。政府以劳动合同是否约定期限来区分正规职(无期限约定)和非正规职(有期限制),而呼叫中心员工大体上与承包企业签订的是正规职合同。
但劳动界将承包企业正规职也视为非正规职。对于健保公团呼叫中心工会的罢工,民主劳总主张:“应废弃违背‘公共部门非正规职零’宣言的转为子公司政策,实施真正的正规职转换。”归根结底,其含义是承包正规职、子公司正规职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正规职,即把“外包”看作大量制造低质量岗位的一种“积弊”。
外包是把特定业务委托给具备专业性企业的经营方式。尤其呼叫中心业务,在民间企业也多有委托。呼叫中心专门企业UBASE不仅培训专业咨询人员,还分析咨询大数据、提供降低不满率的咨询服务。与其说呼叫中心外包在大量制造低质量岗位,不如说它正朝着形成自身专业性的方向确立地位。
专家指出,这是非正规职正规职化政策丧失了“纠正歧视”这一原本目的所产生的副作用。其解释是,明明存在适合委托、有期限合同的业务,却排除差异,规定“凡非发包公共机构直接雇用即为非正规职”,由此引发争议。高丽大学劳动大学院院长朴智淳指出:“即便是承包企业,也可通过强化专业性创造另一种岗位”,“单纯为节约成本而进行非法派遣的情况,本应通过劳动监督解决,却排除多样性、以‘非全有即全无’的方式处理,因而产生副作用”。江原大学法学专门大学院教授金熙成表示:“非正规职政策应侧重于‘即使雇用形态不同,在从事相同或类似劳动的情况下改善并纠正歧视’。”
如果承包呼叫中心由发包方直接雇用,预计只会固化公共岗位质量提升、而对民间非正规职并无多大影响的格局。韩国雇佣劳动部去年3月对300人以上的3520家企业的雇用形态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有期限合同比率为22.6%,承包、劳务派遣等为18.3%,与2018年相比没有太大差别。
/世宗=记者 边在贤 humbleness@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