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在寅总统提及的利益共享典范案例“农渔村共生基金”,实际上已蜕变为由公营企业出资的公共基金。原本计划通过企业自愿参与,共享韩中自由贸易协定(FTA)签署所产生的贸易利益,但实际上基金的70%由与贸易毫无关联的能源公营企业承担。因此有人指出,执政党以“新冠利益共享”为名义预告引入的社会连带基金等,最终也可能形成只挤压公营企业或金融业的结构。
28日,对国民力量党议员尹昌铉从政府获得的“农渔村共生基金筹集现状”资料进行分析后发现,自基金于2017年设立以来,包括今年出资协议额在内的总金额1242亿9214万韩元中,70.5%(876亿4848万韩元)由公营企业出资。
特别是从明细来看,与农渔村共生基金的本意相悖,实际上已蜕变为“能源公营企业基金”。公营企业出资金额(876亿韩元)中,85%(751亿韩元)由韩国电力、5家发电公司和韩国水力原子力承担。江原乐园、韩国土地住宅公社(LH)、韩国马事会、首都圈填埋地公社等也拿出了巨额资金。由于政府将该项目纳入公营企业经营评价,公营企业只得“含泪吞芥末”式地大举出资。
相反,尽管有法人税减免优惠,民营企业出资金额仅为364亿7914万韩元,占29.4%。农渔村共生基金原计划10年筹集1万亿韩元,但截至2020年实际成果仅为28.5%(1143亿韩元)。
有人指出,执政党推进的利益共享法最终也将成为只有公营企业或金融业出资的公共基金,除非强制民营企业出资。尹议员表示:“事实已证明,利益共享制是仅对受经营评价压力的公共机构才起作用的下策”,“试图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税收之外的名目向企业施压,应立即停止。”
[利益共享制·公共岗位的虚像]
连江原乐园、LH都东远集团…即便如此也仅完成目标的30%
即使有法人税抵扣的“胡萝卜”,民营企业出资额仅占总额6.9%
此次“新冠利益共享制”亦令人担忧催逼金融业…反对声浪强烈
以企业自愿参与为目标启动的“农渔村共生合作基金”成绩单惨淡,也可视为对当前执政方推进的“新冠利益共享制(社会连带基金)”前景的预告。共同民主党代表李洛渊虽强调企业自愿参与,但一旦基金筹集等真正落地,很可能演变为向软弱可欺的金融业或公营企业“扭胳膊”。对民营企业而言,参与利益共享基金的动因并不大,财界一些人士还提出了违宪争议。
据28日尹昌铉议员办公室等消息,文在寅总统此前提及的农渔村共生合作基金,是为补偿2015年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可能给农业界造成的损失而推进的。当时作为在野党的民主党力推“贸易利益共享制”,但在政府和产业界反对后,转向由企业自愿出资的“农渔村共生合作基金”。原本构想是每年1000亿韩元、10年筹集1万亿韩元,但结果显示截至2020年基金筹集规模仅为1143亿韩元。即便包括今年已签约的金额(99亿8000万韩元),也仅为1242亿韩元,只有目标额的30%。
比数字更大的问题在于基金的构成。出资最多的企业是在韩国从事电力销售业务的韩国电力(170亿韩元)。以2019年为准,韩电营业收入(59万1728亿韩元)的99.5%(58万9331亿韩元)来自与贸易利益毫无关系的电力销售部门。随后出资较多的企业是向韩电销售电力的韩国西部发电(168亿韩元)、韩国东南发电(104亿韩元)、韩国南部发电(95亿韩元)、韩国水力原子力(75亿韩元)。甚至依据废矿地区支援特别法设立、在韩国经营赌场和酒店业务的江原乐园也出资60亿韩元,与FTA毫无关联的韩国土地住宅公社也出资15亿韩元。
既未享受FTA签署带来的关税废除好处、又与贸易无关的公营企业大举向农渔村共生基金出资,原因在于政府的公营企业经营评价。在经营业绩评价中,包含农渔村共生基金出资业绩的分值为5分。这与财务预算运营·成果(5分)相同,接近经营战略·领导力(6分)的水平。整体经营管理分数(55分)中,有10%与共生·合作相关。
公营企业若在经营评价中得分较低,机构负责人会受到警告,员工的绩效奖金也要被削减发放。以国内业务为主的能源公营企业大举出资农渔村共生合作基金,正是政府经营评价这种“扭胳膊”起了作用。一位公营企业相关人士坦言:“它在经营评价中占的分数不小,只能出资。”
相反,若只计算该基金中民营企业的出资额,截至去年底为276亿韩元,仅为目标额(4000亿韩元)的6.9%。民营企业出资额之所以有所增加,还是因为去年11月某家特定企业一次性投入100亿韩元。若没有该企业,预计仅约176亿韩元,即目标额的4%。当时政府和国会为引导企业出资农渔村共生合作基金,修订了《租税特例限制法》,规定出资额的10%可从法人税中抵扣,但仍未能带动企业参与。在此情况下,现政府执政党为增加民营企业对支援新冠肺炎(COVID-19)受损行业的合作利益共享法的参与,甚至正考虑将法人税抵扣率从现行10%上调至20%。
但与执政党的期待不同,民营企业的反应冷淡。因为为利益共享而出资本身就带有渎职等违法隐患。一位经济团体相关人士解释说:“没有标准可以判定利益是来自新冠疫情的受益,还是推出了更好的产品,出口企业是否是汇率效应,或是紧缩经营等效率化的结果”,“利益核算本身就不确定,若把利益送给股东之外与企业无关的地方,还会产生财产权侵害问题。”
最终有观测认为,执政党推进的新冠利益共享制相关基金,也只能通过扭公营企业乃至受政府影响的金融业企业的胳膊来筹集出资金。执政党已公开向金融业施压,要求将利益出资于面向普通民众的金融财源。此外,执政党内部还出现了为筹集基金而利用韩国国民年金等养老基金投资,或将出资成绩纳入公共招标评价的意见。尹昌铉议员强烈批评说:“起源于贸易利益共享制的农渔村共生基金,制度施行仅4年就实际上蜕变为公共基金”,“利益共享同样,除非以法律强制或对民营公司施加不当压力,否则必将失败。”
/具京佑 记者 bluesquare@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