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明确日本政府赔偿责任的慰安妇判决终审确定,日本的反弹也日益强烈。日本政府23日发表谈话称“慰安妇判决明显违反国际法,绝不能接受”,要求韩国政府主导纠正。执政的自民党也向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递交决议文,要求采取包括冻结日本国内韩国资产、金融制裁等在内的“强力应对措施”。日本政府或许不会立即报复,但若原告方对日本财产强制执行的要求加强,韩日矛盾必将进一步放大。
在韩国,或许有人对日本反弹日益强烈感到不解。但日本的情况比想象的严重得多。首先,对韩国是否为法治国家的质疑十分普遍。他们不承认韩国法律文化与日本不同。对于慰安妇判决,日本也坚信这违反了1965年韩日请求权协定和2015年韩日慰安妇协议。即便当前国际法潮流重视人权,日本也不予接受。
第二,菅义伟政府的政治处境也使其难以与韩国妥协。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导致支持率大幅下滑的菅义伟总理,国内政治已是燃眉之急。加之东京奥运会也难以举办,其执政面临短命危机。而且他还在日本国内反遭批评,称其埋头国内对策、对韩政策应对温吞。很难想象菅义伟会逆民意而动,出面改善韩日关系。
第三,由于对文在寅政府的不信任,连对话提议都不再被善意看待。菅义伟是外交门外汉。例外的是,他曾专注投入的外交事项正是“2015年韩日慰安妇协议”。然而文在寅政府使韩日慰安妇协议形同虚设,感情恶化由此开始。随后,承认个人请求权的强征劳工判决、雷达照射事件以及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矛盾等,两国持续陷入泥潭式争斗,日本政界对文在寅政府的不信任愈发加深。此次慰安妇判决无疑使日本对韩认知进一步恶化。
在此情况下,让日本认同慰安妇判决的正当性已成极其艰难的课题。日本应当道歉和反省这一理所当然的主张,也难以变为现实。现实的慰安妇解决之道,可从基于日本道歉与反省而设立的亚洲女性基金、和解与治愈财团的历史中寻找线索。
迄今为止,两国政府忽视了赢得慰安妇受害者之心的后续举措,并在市民团体压力下未能管理好矛盾。即便看2015年慰安妇协议,安倍晋三总理拒绝写道歉信,朴槿惠总统连受害者都未会见。文在寅政府对希望和解的受害者与心怀不满的受害者之间的对立坐视不理,甚至有加以利用于国内政治的倾向。菅义伟政府也顾忌民意,只固守原则论。在此过程中,原理主义者的声音变大,韩日矛盾固化,恶性循环反复出现。最终由于政府管理失败,慰安妇受害者只能依靠韩国法院。
即便现在,政府也应通过外交努力寻找和解之路。外交努力应从承认争端、诚实与对方对话的姿态开始。对于驻日大使姜昌一提出的和解与治愈财团剩余资金处理方案,也有必要以开放姿态进行讨论。应审视包括为法律解决而共同前往国际法院在内的一切可能性,打开和解的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