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1-24 | 윤경환,김인엽 기자

[外交元老特别座谈<4>]“不必看中国脸色,应强化韩美同盟……并非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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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总统乔·拜登正式就任,韩美关系乃至南北、朝美、韩中、韩日关系均迎来拐点。预计美国将摆脱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基调,以自由民主阵营应对集权主义阵营的联合与同盟为中心重塑世界秩序,因此要求大幅修正韩国外交安保战略的意见接连出现。对此,Seoul Economic Daily通过书面和电话方式举办了外交安保元老特别座谈会,就各项外交安保议题听取了前外交部长官尹炳世、前联合国大使金淑(现为设立解决雾霾跨国机构推进团共同团长)、前驻日大使申珏秀、国民力量国会议员权宁世(前驻华大使)的综合意见。以下是他们对韩中关系的看法。

△在美中矛盾升级之际,与中国的关系应如何设定?

▶权宁世:驻美大使李秀赫去年6月曾表示,“韩国现在不是被迫作出选择的国家,而是我们可以自己选择”。这是非常错误的发言。我过去担任驻华大使时曾对前总统朴槿惠说,“为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也更应巩固与美国的同盟”。如果与美国关系牢固,美国对韩国与中国谈判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容忍。

过去在就萨德(THAAD,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问题谈判时,如果明确向中国传达“朝核威胁”,并强调“若中国不促使朝鲜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采取措施,韩国只能部署萨德”的立场,本可以获得正当理由。若如此,中国也不会采取那种经济报复。

过去德国也有类似案例。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任内,苏联实战部署“SS20”导弹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与美国讨论部署“潘兴-2”导弹。当时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提出,若苏联不撤除导弹,就只能部署潘兴-2的逻辑。我认为我们若以这种方式制定谈判战略,在对待中国时也会有效。

▶金淑:在经济与安保方面,中国的重要性毫无争议地增大,今后还会更大。在今后南北统一进程中,中国也将承担重要角色。

但这只是原则性的说法。中国与朝鲜在战略上接近,而且与韩国没有共享的根本价值。不民主、不透明的决策过程、较低的人权水平、一党专政等与韩国完全不同。对待周边国家的霸权态度也让我们相当有压力。有人提到“安美经中”(安保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维持战略模糊等,但那是一般性的论述。一旦进入萨德部署、对朝制裁、追求彻底无核化、导弹防御(MD)体系等具体议题,最终无法回避选择。萨德也一样,韩国说过只针对朝鲜运用,但中国还是对乐天集团等韩国企业施加了制裁。

▶申珏秀:把我们应对美中矛盾的方式简化为选择问题并不可取。美中矛盾在各领域的对立程度、是否为“零和游戏”各不相同,不是可以笼统断定的事情。

更合理的看法是:我们在1953年缔结韩美同盟时选择了美国,这为我们的和平与繁荣提供了基础。当然,从市场、解决朝鲜问题、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的重要性也不可忽视。但与中国的关系,在韩美同盟基础上按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范畴来处理才顺理成章。

韩美同盟不仅从安保角度,也符合我国宪法的基本价值。在维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方面也很重要。考虑到中国在东亚的压倒性存在感,韩美同盟与自由的印度洋-太平洋对我们开拓战略空间也是必需的。

只有韩美关系稳固,才能制衡如萨德事件那样中国的高压姿态。与中国的关系也能在更平等的基础上加以管理。为防范试图再现中华秩序垂直关系的“中国梦”,我们也必须妥善维持韩美同盟。重视韩美同盟并不一定意味着与中国处于对立关系。若从原则、价值、国家利益的角度一贯应对,即便短期有损失,中长期也能把美中矛盾带来的成本降到最低。

▶尹炳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长期斗争,拜登总统也警告将是长期战。韩国无论保守还是进步政府,都背上了必须把美中长期矛盾作为常量来制定外交安保政策的巨大负担。

重要的是,大韩民国的和平与繁荣、民主主义发展都是在韩美同盟的基础上实现的。而且绝不能忘记,在实现统一之前,同盟都将是中轴。必须坚持在韩美同盟基调上牢固立足、发展韩中伙伴关系的大原则。

均衡外交或等距外交与这一原则不相符。同样,使用在美中之间“选择”这种说法也不合适。

由于美中矛盾领域不断扩大,必须妥善区分涉及同盟核心利益与价值的领域和不涉及的领域。应尽可能明智地管理,避免利害冲突。否则每逢出现议题,都会受到双方的巨大压力。

△若美国和中国要求韩国作出选择,我国政府应持有的外交原则是什么?

▶金淑:原则上我们应站在主权、国家利益与价值的立场上。像“三不政策”(不追加部署萨德、不参与美国弹道导弹防御体系、不进行韩美日安保合作的韩中间承诺)那样临时应变式地躲避是不可能的,也不应该。那样只会让我们的立场更弱。有必要表明我们无意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并说服其承认我们的核心利益同样重要。应让中国理解韩美是同盟关系这一现实,并光明正大地表明不应破坏这一点。

参与“四方安全对话Plus”(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多边安保合作体“四方安全对话”中增加韩国、越南、新西兰等国家的构想)、D10(主要民主国家10国)也无需看别人眼色。因为这并不损害中国的利益。我们也参加了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正以理事长身份为中国如此重视的博鳌论坛尽心尽力。与中国的关系应把两国认知扩展为“正和游戏”而非“零和游戏”。中国应更多倾听。

▶申珏秀:如果美国扩大民主国家联合或“四方安全对话Plus”的目的在于制衡中国的不当行为,我认为没有必要回避。对身为民主国家的我们来说,民主扩散从和平与繁荣的角度是有利的。积极参与并寻求适当角色将丰富外交资产,也会成为对中国的杠杆。韩国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与美国共同创建民主共同体(CD)并积极活动。对拜登政府组建民主国家联合体也应积极配合。

就“四方安全对话Plus”而言,参与的目的应是促使中国改变不当行为,而非围堵中国或彻底脱钩。也有必要与其他中等强国一起,促使拜登政府推行立足于务实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这是强化同盟凝聚力、同时缓解美中矛盾的活动。也应关注防止中国反弹和美中关系破局。

在因美中矛盾作出外交决定时,重要的是防止国论分裂。即便承受决定带来的成本,也要确保中长期国家利益,国民凝聚起来的意志十分重要。政府应不断为超党派沟通付出努力。

▶权宁世:今后我国仍将持续被迫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作出选择。特别是从重视多边主义的拜登总统过去的发言来看,预计作为美国同盟国的我们将面临参与“四方安全对话”等制衡中国行动的压力。

我们与美国共享价值与武器,与中国共享地理与经济。与中国的贸易额约占我国总贸易额的25%。也就是说,这是无法分割的关系。

我们应具备基本原则来设定韩中关系。不应以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择一国的视角,而应以巩固与美国同盟、同时稳固发展与中国关系的视角来处理。

▶尹炳世:重要的是(每逢美中要求选择时)我们要自主判断该议题是否涉及韩美同盟的核心价值或利益。2015年韩国判断加入AIIB有助于我国企业走出去。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也赞成其设立的正当理由。不过考虑到美国对此敏感,韩国耐心而透明地与美国外交、财政当局进行了协商。在与澳大利亚等立场相近国家共同应对之下,韩国最终成为AIIB创始成员国。这是美国和中国都认可的好案例。

预计美国今年将主导的“民主峰会”要具体化还需要时间。这一会议针对的很可能不只是中国,而是全球威权、压迫人权的国家整体,因此(韩国参与的)负担会较小。对民主化之后一直引领民主与人权的韩国而言,反倒是不参与才是耻辱。

相反,“四方安全对话”目前与美国的印太战略相联系,针对中国的色彩很强。最近还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等,合作领域正在扩大,(参与)确实有压力。不过,作为非同盟主导国的印度在积极参与“四方安全对话”的同时,明确宣示这并非针对中国,甚至希望其成为开放的协商体。澳大利亚、日本对外也不愿突出“四方安全对话”是围堵中国。我们也有必要积极运用韩美同盟以及韩美日三国合作、“四方安全对话”等多种手段。这也符合超越朝鲜半岛、逐步扩大对区域内和平与繁荣贡献的综合性韩美战略同盟的发展方向。

/尹京焕·金仁烨记者 ykh22@se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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