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2-30 | 안현덕 기자

“无所不能”的公调处成形…“权力集于一人却无制衡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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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寅总统30日提名韩国宪法法院高级研究官金镇郁出任首任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公调处)处长,公调处设立进入“倒计时”。青瓦台表示,“金候选人将坚守(政治)中立性,为公调处成为对权力型腐败无禁区调查、亲人权的反腐败调查机构作出贡献”。

但法律界内外普遍担忧,公调处会超越其铲除公职人员腐败、根除权力型腐败的设立初衷,变成政权的红卫兵式权力机关。由于调查、人事等全部权限集中于公调处处长一人,担心副作用的声音也不少。有人认为,缺乏制衡机制的无限权力可能固化所谓公调处处长一人独断体制。甚至有人担忧,通过随意移交案件等方式,公调处可能凌驾于司法机关之上,成为“屋上架屋”。

◇从人事起就是“倾斜的赛场”=首先被提出的问题是人事。根据公调处法,公调处人事委员会由7名委员组成。委员长自然归公调处处长。经公调处处长提请、由总统任命的次长也作为当然职参与。人事委员中2名由总统所属(或曾所属)政党的议会谈判团体推荐。相反,在野党的份额仅为其余2名。也就是说,7名人事委员中有5名由带有浓厚执政党色彩的人士填补。这正是有人担忧公调处在成立之前就可能变成“倾斜的赛场”的原因。

西京大学公共人力资源学部教授郑雄锡表示,“公调处处长最大的权限之一就是人事”,“公调处处长作为人事委员长,可以任命最长可任职9年的调查处检察官”。他尤其指出,“相当于由公调处处长决定一个可以延续9年的过去大检察厅中央调查部式的结构”,“因此(在调查中)能否保障政治中立性还是未知数”。

◇调查对象的选定也“随心所欲”=令人担忧的还有,案件可以依公调处处长的判断在公调处与检察、警察等司法机关之间来回移转。公调处法第24条明确规定,“依公调处处长判断要求移交时,相关调查机关必须响应”。然而条文仅提及“根据调查进展程度、公正性争议等进行判断”,并无其他具体标准。反之,公调处处长“认为由其他调查机关调查更为适当时”,可将案件移交该调查机关。也就是说,某一司法机关调查案件的标准可由公调处处长决定。

此外,警察或检察在调查过程中一旦察知高级公职人员犯罪等,必须立即通报公调处。不仅是察知案件,即便是正在调查中的案件,决定调查主体的权限也在公调处处长手中。这也正是在成立之前就有人担忧,今后在调查方面公调处可能凌驾于检察、警察等调查机关之上、成为“屋上架屋”的原因。

一位检察长出身的律师强调,“检察总长可由韩国法务部部长通过调查指挥权加以制衡,但公调处不同”,“(公调处处长)虽需运用之妙,但按现有结构,宪法保障的制衡与均衡原则恐难以得到切实体现”。意思是,如果公调处表现出随意挑选、调查各调查机关案件等失控的非理性姿态,权力机关之间的制衡与均衡就可能崩塌。郑教授也指出,“即便是检察或警察正在调查的高级公职人员案件,只要公调处处长判断,就可以立即接手”,“如果公调处对亲政府人士不予起诉,目前也没有办法阻止”。

◇虽限于公调处,但连立法建议权也有=此外,公调处处长还被赋予立法请求权。公调处法第17条明确规定,“公调处处长可就所管事务向韩国法务部部长请求提出议案”。请求范围甚至包括总统令。也就是说,虽然要经由韩国法务部部长,但不仅是有关公调处的法律,连总统令都可以修改。作为宪法、政府组织法等明文规定的中央行政机关首长,还可执行公调处预算相关业务。法律界内外的共同看法是,其在人事、调查、立法、预算等方面拥有宪政史上前所未有的权限,但实际上没有制衡公调处处长的手段。

建国大学法学院教授韩相熙分析称,“公调处的核心是独立性,权限因而集中于公调处处长,而现行法中实际上没有可制衡它的另设机构”,“检察对除法官、检察官以外的高级公职人员案件行使起诉权,是制衡公调处的唯一方法”。他接着强调,“国会应从制衡公调处的角度,在人事听证会上尽全力做好资质审查”。 /安贤德·孙九敏记者 always@se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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