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打算把责任推给别人。相反,我将从这次事件中汲取教训、纠正错误,建设一个更安全的国家。最终,最后的责任在我。作为总统,我对保护国家和国民负有重大责任。如果体制失灵,那就是我的责任。”
2010年1月7日,时任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说明圣诞节发生的西北航空253航班炸弹恐袭未遂事件的调查结果时如此道歉。从下午4时34分开始、历时13分钟的演讲,通篇是事件原因、防止再次发生的对策与合作方案,以及作为国政最高负责人未能预防事故的致歉。
2015年6月23日,李在镕Samsung Electronics副会长站到了记者和摄像机前。这是为了就三星首尔医院未能妥善应对当时令韩国陷入传染病恐慌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事态、反而成为疫情扩散震源地一事低头致歉。以“三星首尔医院未能阻止MERS感染与扩散,给国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担忧。我低头谢罪”开头的这位副会长的对国民致歉文,明确了致歉对象是国民与受害者,还强调了自己是护理李健熙会长的儿子这一身份,以表达对受害者的共情,并提出了具体的支援方案,因而被评价为“道歉的典范”。
道歉时有几个必须遵守的条件。首先,谁是受害者、谁是加害者必须明确。若不说清是谁犯了什么错、造成了什么损害,诚意难免受到怀疑。奥巴马明确受害者是国民、加害者是未能阻止此事的政府,这位副会长指出三星首尔医院有过失,都是为了表达诚意。
还需要立即的行动措施和预防措施。必须透明地查明事件发生的因果关系,并有减轻受害者痛苦的可见对策。这位副会长强调扩充负压病房、开发治疗药物,奥巴马发布加强登机前检查的安保措施,都属于此类。
检察总长尹锡悦对停职2个月的惩戒不服而提出的执行中止申请获法院准许、从而复职后,文在寅总统向国民道歉。主要内容是:“对结果上给国民带来不便与混乱,我作为人事权者表示道歉。”他接着表示:“希望检察机关留意法院的判断,以此为契机反省公正而节制地行使检察权”,“尤其希望不要再出现收集犯罪情报之外的个人信息或进行监视的争议”。
无论怎么读,都不明白总统为何道歉。造成“不便与混乱”的主体是谁并不明确。受害者显然是国民,但加害者是谁却不清楚。到底是韩国法务部惩戒委员会的决定有错,还是抗拒该决定的尹总长有问题,文中没有说明。行动措施或事后改善对策更是看不到。只有要求检察机关“反省”,以及对检察改革的强调。为什么大韩民国被撕成两半、今后将做什么来防止再次发生,文中哪里都没有。听起来只像是“一切由你们检察机关自己看着办好”。甚至让人怀疑,总统是否也把自己看作“受害者”。
50年前,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在象征波兰犹太人屠杀的“犹太人区纪念碑”前致歉,世界之所以深受感动,是因为在他冒着冬雨、跪在冰冷水泥地上双手合拢低头的身影中读出了诚意。
我很好奇。如果勃兰特总理活着,听到文总统的道歉,会感到诚意吗?会认为我们国家今后能够克服分裂、走向和合吗?/skong@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