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武铉政府时期不是提出过以科学技术为中心的社会吗?可是现在是科学技术引领社会变革的‘技术支配(Pax Technica)’时代,反而感觉科技界被当成装饰品。政府研究开发(R&D)体系也应当具备连看似荒诞的研究都敢于允许的胸怀与文化、生态,但一律化的管理正在妨碍创新。”
韩国科学技术团体总联合会会长李佑一21日在首尔江南区驿三洞韩国科学技术会馆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正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事态所显示的,科技界的意见在整个国政中难以得到充分反映。”他指出,政治人物至今仍把科学技术视为经济开发的工具、置于次要位置,政府在支持R&D预算(明年27万2000亿韩元)时也采取一律化管理,创新很难发生。他坚信,政府需要展现出信任科技界并接受其意见的姿态。
李会长强调:“在科总主办的许多COVID-19论坛上,我们力陈大幅扩充病床等重症患者对策,但未能得到很好反映”,“正如政府在法律界或医疗领域与律师协会、医师协会协商那样,科学技术方面也应当听取科总等科技界的意见。”
——很多人说国民对科技界的信任度不高。
△今年9月,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以20个国家3万2000人为对象调查并公布了对科学界的信任度,我国回答信任科学家的比例为14%,在20个国家中垫底。相较企业家等其他职业群体,乍看信任度算高,但相对外国仍偏低。这可谓暴露了信任缺失的社会,我们正在反省。按意识形态倾向看,美国、加拿大等海外进步阵营对科学家的信任度比保守阵营高出一倍以上,而我国几乎没有差别。
——所以科技界的意见才没有被切实反映到国政中吧。
△是的。科总此前举办过多达20次COVID-19讨论会。在重症患者对策方面,从3月以新天地教徒为中心在大邱、庆北出现大量患者时起,我们就呼吁应先发制人地制定方案,但毫无变化。在组建科技相关委员会时,也是科学界意见完全得不到反映的结构。卢武铉政府时期常谈以科学技术为中心的社会,而现在反而可以说是后退了。科技界也有忽视与国民沟通的一面。但如果科技工作者的话得不到反映,最终受损的是我们整个社会。
——从科技界立场看,有没有委屈之处?
△挪用研究经费就应严惩,这是对的。但即便是部分人的越轨行为,也仿佛被指责为整个科技界的过错。大学向企业的技术转让规定也不完备。例如某项技术以1000万韩元转让,5年后价值增至1000亿韩元,就可能因背信而被刑事起诉。最近一位KAIST教授因涉嫌参与中国的“千人计划”并转移核心技术而受审。此前并无问题,一旦出事(比如美中经济战),就会发生这种事。
——信任缺失的社会终究是我们所有人的损失吧。
△科学创意财团2018年以1030名19至69岁成年人和512名13至18岁青少年为对象调查科技关注度,成年人为39.2分(满分100分),青少年为47.2分。信任和关注如此之低,每逢政权更替,科技界机构负责人或委员会的连续性必然下降。不经科学界意见征询就一并更换。看总统或总理直属委员会,与法律界、医疗界领域不同,根本不保障科总或科技团体的推荐权。政权是有限的,而科总等科技团体的活动却在持续不断,不是吗?但在未与科技界形成共识的情况下填补重要职位的情况太过频繁。科学界会认为“大概是位很会搞政治的人吧”。与法律界、医疗界不同,科技界并不是被捧一捧就能增加福利或收入的利益团体。
——国家R&D生态中未能实现大胆创新。
△正如物理学家兼生物公司创始人萨菲·巴考的著作《疯狂的点子(Loonshots)》所言,必须营造允许被众人忽视、冷落的所谓疯狂想法的风气。要具备敢于接纳荒诞和怪才行为的胸怀与文化、生态。若像现在这样以一套规则管理国家R&D,创新不会发生。这正是外界批评花了极多的钱却成果不高的原因。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实际上是政府支持1亿韩元,就要拿出1篇SCI(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认定的高级学术期刊)级论文、1项专利。一律化的管理妨碍创新。
——应扩大多样性、容许创新。
△这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点。海外大学仅以论文为依据评价聘任与晋升。美国贝尔实验室的“蓝天研究”可以什么都不做,只看着天空发呆也行。我们用同一把尺子分配研究经费,于是出现论文拆分、专利拆分,量产连管理都做不好的廉价专利。这就是大学和政府出资研究所的现实。现在应当把政府R&D预算中相当一部分视作会亏掉的钱,果断投资若干年。日本对教授和助理教授每年拿几千万韩元做什么都不干预。只要不挪作生活费,就能自由开展研究活动。在日亚化学工业开发蓝色发光二极管、2014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中村修二并非偶然出现。现在必须摆脱像军事作战那样的管理方式。
——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格局的雷达也是创新型“疯狂点子”的案例吧。
△雷达构想最初提出时,美国军队内部对预算浪费的担忧很大。但战后创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并担任总裁的万尼瓦尔·布什,以希特勒大规模扩军为理由说服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强力推进。战前他建议设立科学研究开发局(OSRD)并得以落实。他既开发了雷达,也提出了开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当时美军低估了科学技术的影响力,但最终依靠雷达与密码破译、工业产量增加、中途岛海战等科学技术赢得了胜利。
——我们的政治人物对科学技术的认识似乎相差甚远。
△无论哪个国家,政治人物都把科学技术当作次要工具或装饰品。尤其我们把它当成经济开发的工具。但如今是科学技术引领社会变革。克服COVID-19最终也取决于疫苗。人工智能(AI)、生物、机器人等都是能够改变格局的游戏规则改变者技术。正如美中冷战所显示的,科学技术保障繁荣与安全的技术支配时代已经到来。然而不听科技界的意见,只停留在“关注”的范式上,因此无法从快速追赶者(快速跟随者)转变为引领者(先行者)。
——政府R&D预算激增,创新成果却跟不上。
△韩国科学技术企划评价院(KISTEP)2018年以美国技术水平为100,比较韩国、中国、日本、欧盟(EU)的报告显示,中国已提高到76%。但日本从2012年的93.4%大幅下降至2018年的87.9%,韩国也从77.8%小幅下降到76.9%。而这期间我们的R&D预算却大幅增加。要让人们自己提出想法,文化、组织、土壤必须改变,但这完全没有实现。18个部门中几乎所有部门都与科学技术相关,应走向以科技为中心的国政运营。
——为实现科技“超级差距”战略,需要范式变革。
△Samsung Electronics顾问权五铉在超级差距战略中诊断说,我国对失败的问责压倒性地大于对成功的奖励。必须健全对成功的奖励体系,创新才会发生。把企业为减少量产失败而采用的质量经营手法(六西格玛)也套用到国家R&D上,怎么可能做出创新性研究?出资研究机构不看经历实行盲选招聘、强制推行责任与角色(R&R),乍看也有可以理解之处,但现在该放开了。出资研究机构的PBS(从政府、企业接项目的体制)也是只要适当拿到研究经费、稍微提高收入就行的结构,必须彻底改变。把出资研究机构用作创新引擎的时代已经到来。若像现在这样由韩国企划财政部把出资研究机构归类为其他公共机构、与其他公共机构大致同等地评价,创新就难以实现。韩国科学技术情报通信部决定从明年下半年起改为在出资机构评价中获得第二档“优秀”等级即可让院长(3年)连任,这是好事,但不能停留在评价完就结束。
——有人主张政府R&D体系也引入风险投资方式。
△风险投资在投资时,即便许多被投企业倒闭,也靠一家增值100倍实现平均2倍的收益率,创新也应当这样做。COVID-19疫苗开发不也是同样的脉络吗?均衡投资、平均稍有收益也很重要,但若想翻100倍,就要有10个项目失败的心理准备。
——您是说在数据等科学技术方面的国政哲学不足?
△科技预算每年增长值得欢迎,但问题在于缺乏运用它的体系,尤其是缺乏哲学。参与政府时期提出以科学技术为中心的社会,但之后全都消失,至今仍未在国政中心真正立足,只是在边缘徘徊。要创新就需要构建体系和给予关注,但对科学技术关注少,只给钱、只想管,自然做不好。必须实现基于数据的科技决策。1986年美国航天飞机挑战者号爆炸事故,也是因为把科技问题交由特别委员会的政治决策来处理。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也是依据数据判断士兵死亡原因在于不卫生的环境并加以改善,使死亡率在5个月内从42%大幅降至3%。
——科总目前的主要活动是什么?
△是提高国民对科技界的信任和关注。孔子也说过“无信不立”。2月就任以来,我们与产、学、研、政界举办了50余次线上论坛,并与海外各国韩裔科学家团体——18个海外韩国科学技术者协会持续沟通。我们正致力于扩大与国民的沟通、提高年轻人对科学技术的关注。
——科学界顺应社会潮流发声很重要。
△正如美国UCLA教授贾雷德·戴蒙德所主张的,要把人口减少变成祝福而非诅咒,就需要每一位国民用科学技术武装自己,各自掌握一项专长。为此必须大幅强化科技教育,但大学入学考试反而在缩小数学与科学的范围。这不能不说是纸上办公的典型。极端地说大学也是“卖毕业证”,但应根据科目特性区别设置授课期限,课程也要大幅改变。大学学费冻结12年,转而依赖能力不足的外国学生来维持财政,这说不通。人才外流也是大问题,大学里能教AI的人严重不足,应扩大教授与国内外企业的兼职。应像新加坡那样大量引进海外人才。迎来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必须摆脱论山训练所式的教育方式,像特种部队那样让人带着专长在全球市场上打拼。农业方面也需要政府层面积极营造环境,让年轻人愿意下乡。/高光本 首席记者 kbgo@se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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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生于首尔,在首尔大学机械工学系完成本科与硕士,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历任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员、韩国机械研究院研究员,1987年出任首尔大学机械工学部教授,曾任系主任、工学院院长、副校长。曾担任全国2500余名工学院教授为会员的大学产业技术支援团(UNITEF)团长,连接中小企业与大学。对产学合作与工学教育改革关注度高。系韩国科学技术翰林院与韩国工学翰林院会员,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ASME)会士(Fell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