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2-18 | 조권형 기자

秋美爱揭发的“非法监视法官”,惩戒委如何判断…尹锡悦方面“武断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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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美爱韩国法务部长官断定为“非法监控法官”并向社会揭露的“重大案件审判部分析文件”,韩国法务部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对此作出的具体判断已经出炉。这是通过韩国法务部本月17日向国会提交的《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审议、议决要旨》得知的。

由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侦查情报政策官室编写的这份文件,被列入受到停职2个月惩戒的检察总长尹锡悦的四项惩戒事由之中。尹总长今年2月指示侦查情报政策官室编写该文件。时任大检察厅侦查情报第二负责官成相旭受尹总长指示制作了文件。尹总长在收到该文件报告后,指示将其提供给大检察厅反腐败强力部和大检察厅公共侦查部,作为维持公诉的参考资料。

本报分析了惩戒委员会对这份被评价为尹总长惩戒嫌疑中“挥发性”最强的文件的判断,并考察了尹总长此前主张的内容在惩戒委判断中被反映了多少,还将秋长官揭露该疑惑时的反应与惩戒委的判断作了比较。此外也推测了韩国法务部检察局长沈载哲的陈述书是否对该事由的惩戒量定产生了影响。

━ “编写法官文件不属于侦查情报政策官室业务”

根据惩戒委审议、要旨文件,惩戒委认为该文件的编写与分发不属于大检察厅侦查情报政策官室的业务范围。依据《关于检察厅事务机构的规定》,侦查情报政策官室可以收集、管理的情报仅限于“侦查情报”,因此不应收集与审判有关的情报。

惩戒委认为,文件内容包含了为塑造法官负面形象所需的信息。例如,“对要求撤回全教组法外工会认定、与警方发生冲突的4名示威者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4年(19,对警察造成2~3周伤害的案件,检察官求处实刑)”这一部分,被认为在塑造“全教组法官”的形象。此外,“因大学时期参加示威的经历而被取消军务员录用考试最终合格的原告,针对空军参谋总长提起的撤销不合格处分诉讼中原告胜诉判决(14)”这一部分,被认为适于塑造“支持学生运动的左翼法官”形象。

━ “引发争议法官名单,似由案件检察官查阅记录后提供” 惩戒委还判断文件中存在对法官侮辱性和损害名誉的内容。其举例包括:▲评价称其主观并不鲜明,而是较多受舆论或周边气氛影响 ▲被列入法院行政处2016年度引发争议法官名单(15,休息日值班前夜饮酒,次日起床过晚,作为值班法官未出席拘捕令审问期日,媒体有报道) ▲因希望进行带有“表演性”的审理,要求检察官不在检察官席而是走到法庭中央证人席站立进行争点演示等。

其中“引发争议法官”信息被认为有可能是侦查情报政策官室违法收集的。值班前夜饮酒之类的具体内容此前从未被媒体报道,而惩戒委向审判部进行事实查询后发现,实际审判记录中包含了该内容。惩戒委据此写道:“可以相当程度认定,是公审检察官从审判记录中获取,或俗称‘司法干政’侦查组在侦查过程中获取的信息,被原样提供给了侦查情报政策官室。”

对于其他内容,惩戒委也判断称:“大体上,一旦提示相关信息,就属于‘普通人能够轻易形成该法官是何种人的形象’的内容。”

惩戒委表示,从文件的这些内容看,“可以认定其编写、分发的目的与意图,在于形成对该审判部不利的舆论结构(框架),用于攻击、诽谤或嘲弄审判部、将其变为笑柄”。

━ “收集、分发极易被滥用的法官个人信息” 惩戒委认为,尹总长指示编写文件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5条第21项、第17条第2款以及《检察厅公务员行动纲领》第13条之3第2项。关于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认为其在毫无法令依据的情况下违法收集法官个人信息,并提供给未参与信息收集过程的第三方。至于违反《检察厅公务员行动纲领》,则认为是对与职务相关的公务员超出职务范围作出不当指示的行为。

惩戒委基于上述分析与判断,认定尹总长指示编写、分发文件构成惩戒事由。惩戒委称,尹总长利用大检察厅的侦查情报收集职能,针对自己曾处理或关注的重大政治案件的审判部,存在“收集、分发极易被滥用的法官个人信息,用以对作出违背检察意愿判决的法官形成不利舆论格局,并以该法官过去的判决或行迹为素材散布不良形象,进行攻击、诽谤或制造嘲弄话题”的情形。

惩戒委还将“此类行为会使日常须面对舆论批评的法官畏缩,其结果有可能使整个法官群体变得不健康,并造成为作出好的判决需要更大勇气这种极为不良的影响”列为惩戒事由。并称:“无论出于何种缘由,收集、分发有关法官政治、理念倾向的个人信息,都是统管检察事务的检察总长不应做的事。”

━ 主办检察官:“从未提供引发争议法官名单”

惩戒委的上述判断与尹总长方面的主张存在差异。首先在业务范围方面,尹总长方面主张“为维持公诉而收集的情报也是侦查情报的一部分”,并称这有大检察厅例规《关于侦查情报收集分析的指针》作为依据。惩戒委未对该例规另作说明。

对于惩戒委所述“引发争议法官”信息可能由侦查或公审检察官将从记录中看到的内容转达的部分,相关检察官表示完全不是事实。此前编写该文件的成负责官在检察内部网上撰文称:“2019年被告人的辩护人就已向审判部提出该事实问题,指出‘陪席法官被列入引发争议法官文件’,因此这只是把公审组已经知道的内容作为提醒记载下来。”

曾侦办司法干政案件并负责维持公诉的首尔中央地检特别公审第一组组长(部长检察官)段成瀚也在检察内部网表示:“包括我在内负责司法行政权滥用案件维持公诉的检察官们,从未将这份资料(引发争议法官名单)提供给大检察厅侦查情报政策官室,也未提供给任何其他部门。”“从涉事报告书的内容也可以看出,并非使用了我们的资料。”

━ 尹总长:“供大检察厅干部参考的文件……参考后销毁”

惩戒委对文件编写的意图与目的似乎也未接受尹总长方面的主张。尹总长方面曾强辩称:“这是随着以审判为中心原则的强化,为向指挥重大公审案件的大检察厅干部提供与一线厅沟通时需作参考了解的事项而制作的大检察厅内部参考文件”,“并非出于给相关法官造成任何不利的意图而编写”。

尹总长方面曾表示,该文件是在今年2月人事时期一次性编写的,此后没有再补充资料或持续管理。并主张该文件是在相关部门参考后即应销毁、不会对外公开的文件,还补充称据了解实际收到文件的公共侦查部已将其销毁。

尹总长方面的这些主张,与惩戒委在查看该文件内容后判断其具有“用于攻击、诽谤或嘲弄审判部、将其变为笑柄的目的与意图”相互矛盾。惩戒委对该文件是否实际以这种方式被使用,并未提出具体事例或证据。

此前秋长官在对尹总长提出侦查委托时曾表示:“已确认存在被怀疑遭滥用的事例,例如作出对检察不利判决的法官因出身我们法研究会而受到攻击。”要旨书中也记载了这一内容,但未提及已确认是检察提供了此类信息。

律师李完揆在当天发给记者的立场文中,就与该文件相关惩戒事由的不当性指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以独断的推测作出了惩戒。”

━ 秋美爱断言的“监控”,要旨书中并未写入 惩戒委要旨文件中未出现“监控”一词也颇为引人注目。上月24日,秋长官召开记者会,在公布对尹总长提出惩戒请求和停职命令的事实时断言:“其对重大案件审判部法官负有非法监控的责任。”

此外,韩国法务部在针对某媒体报道发布的说明文中主张:“没有法律权限的机关收集、分析、管理个人信息和倾向资料就是监控”,“监控的方法包括媒体检索、向检察官或其他人打探等”,并称法官文件确系通过非法监控编写。

此后一线检察官接连发表声明抗议对尹总长的惩戒处分,秋长官发表立场文强调:“与早已消失于历史中的过去威权政权时期情报机关的非法监控难以发现任何差别,在听取监察结果报告后受到了难以言表的冲击”,“这原原本本地显示出为了特定侦查目的,检察可以做包括监控法官在内的任何事情这一可怕的一面”。

此前韩国法务部发布的说明文对监控的界定,与惩戒委在要旨书中所述“在毫无法令依据的情况下违法收集法官个人信息”这一表述看来并无大的差异。尽管如此,惩戒委并未明确使用“监控”一词。此外,关于认定惩戒量定理由的表述,与秋长官的反应似乎也存在一定温差。

━ 沈载哲“文件举报疑惑”陈述书,是否用于惩戒量定

沈局长向惩戒委提交的陈述书是否被反映到惩戒量定中也备受关注。惩戒委在首次会议上曾依职权将沈局长采纳为证人,却在第二次会议召开当天以沈局长提交了陈述书为由突然撤回。

据尹总长方面称,沈局长在陈述书中写下了大意为“以尹锡悦为中心的特搜出身者们就是这样收集审判部信息、与媒体勾结暗中下手、向审判部施压以贯彻自己意志的那种集团”的内容。

沈局长的这种视角与惩戒委提出的文件目的和意图相似。本报曾向沈局长询问“是否确认了尹总长或其亲信与媒体勾结暗中下手或向审判部施压的其他任何事例”,但未获答复。

尹总长方面认为,将沈局长的陈述书反映到惩戒量定中并不正当,理由是没有机会对陈述书中的主张进行反驳。尹总长方面在惩戒委第二次会议召开当天才接触到沈局长的陈述书,曾要求追加期日以反驳、质疑沈局长的主张,但未被接受。

沈局长被怀疑在对尹总长的监察、惩戒过程中举报了这份文件。对此沈局长既未正式承认也未否认。

此前沈局长就该文件所说的内容也曾遭尹总长方面反驳。沈局长在向记者散发的立场文中曾表示:“在得到转达称总长还指示向一线公审检察官分发后,我采取措施阻止了向一线公审检察官分发监控文件。”但尹总长方面表示,从未下达向一线公审检察官分发的指示。

将该文件作为惩戒事由是否妥当、该文件的实体真相为何,预计将在今后尹总长对惩戒处分提起的不服行政诉讼中加以审理。预计诉讼中还将涉及沈局长是否确为该文件的举报人、举报的经过如何、沈局长陈述书的内容是否与事实相符、沈局长的陈述书是否被反映到惩戒量定中,以及若是如此,尹总长方面未获反对询问机会是否存在问题等。/赵权亨记者 buzz@se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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