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形势下,中国似乎在没有大幅下调基准利率、大规模投放流动性的货币宽松政策的情况下,先行实现了经济复苏。这与仍维持零利率水平并持续量化宽松的韩国、美国等主要国家形成对比。
相反,中国是通过政府将资金直接投入现场的财政政策取得了这一成果。在主要国家中,今年唯一预计实现正增长,明年更被期待最高达8%的增长,因此总体上获得了积极评价。当然,后遗症也不轻。大规模举债的结果是总负债率节节攀升,政策判断失误导致的不良投资预计也将成为回旋镖。
据中国央行人民银行15日数据,实际上的基准利率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自今年5月至最近的11月已连续7个月维持不变。目前1年期利率为3.85%,5年期为4.65%。LPR是18家主要银行为优质贷款设定的贷款报价利率的平均值。去年8月从4.25%(1年期)起步,一年多来仅下调了0.4个百分点。
当然,中国也有官方基准利率。中国由人民银行指定一般贷款利率的下限和存款利率的上限,其中贷款利率下限通常被视为基准利率。目前贷款基准利率自2015年10月以来已维持在4.35%逾5年。这与美国或韩国央行在疫情爆发后实际采取“零利率”大相径庭。虽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基准利率相对较高在所难免,但仍有评价认为4%过高。
当然,中国政府似乎也认识到,不能一味让企业或个人承担高利率负担。为此采取的手段是精准支持。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等中国高层人士持续表明,“将让资金流向中小企业等急需帮助的实体经济”。也就是说,在不进行全面降息的情况下,对有资金需求的企业甄别提供特别低息资金予以应对。
中国在2015年已体会过全面下调基准利率所产生的副作用。降息带来的巨额流动性并未流入实体经济,而是涌入房地产或股票市场,形成泡沫。典型案例便是2015年中国股市的暴涨暴跌。2014年11月至2015年5月,人民银行三次下调基准利率,上海股市一年内上涨逾一倍,最高一度突破6000点。当然,泡沫终将破灭。上海股市随即暴跌,这至今仍是中国股市的噩梦。
在中国,比股市更大的问题是房地产。2015年连续降息使房地产市场也随之躁动。房地产市场是极为敏感的议题,可能使青年群体和贫困阶层站到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此后中国领导层一直将“房地产市场稳定”奉为金科玉律。
为防范这一点,中国政府的基本刺激政策是扩大财政投资。此前中国政府在今年5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将去年为2.8%的财政赤字率今年上调至“3.6%以上”,并首次发行规模达1万亿元的特别国债。
包括这一项,今年公开宣称将比去年额外投入总计6万亿元财政资金。实际投入的财政资金似乎更多。中国自今年夏天以来全国成了“工地”。每天都传来铁路或公路通车的消息,新城建设也在推进。虽称将侧重第五代(5G)移动通信等新基建,实际上却集中于旧基建。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前11个月中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额为49.956万亿元,同比增长2.6%。其中政府部门投入的金额为22.1472万亿元,同比激增5.6%。实际上是政府的财政投资拉动了经济增长。由此今年1至11月累计工业生产同比增长2.3%。这与中国国内外研究机构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2%左右相近。
但政府主导的财政投资未能激发民间活力。今年前11个月累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仍减少4.8%便是典型。受高利率后遗症影响,同样在固定资产投资领域,民间部门仅增长0.2%。
虽然在没有货币宽松政策的情况下以财政政策决胜,但过度财政投入的后遗症与流动性过度供给的情形相似,即国家负债激增。据国际金融协会(IIF)数据,去年底中国国家总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为302%,到今年9月末已升至335%,增加了多达33个百分点。考虑到去年中国GDP为100万亿元,今年仅过去四分之三,负债就增加了多达33万亿元(约5500万亿韩元)。发展中国家的平均负债率在250%左右。
中国在2011年总负债率仅为200%。相当于10年间增加了近一倍。中国正是借此开展铁路、公路、机场、公共建筑工程并支持僵尸企业,实现了经济复苏。
财政政策优先于货币政策的中国式情形并非一朝一夕。这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对市场经济信任度较低所致。中国今年仍忙于制定明年起开始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十四五”规划),是计划经济占优的国家。
下调基准利率会使资金无差别地流向所有经济主体,因此中央难以对其加以控制。资金也可能流入被认为不必要的领域,引发投机。相反,财政政策可以把资金投向需要的地方,相当于能够按照政策决策者的意志来经营经济。
不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在市场参与者能够作出合理判断的前提下,以利率为主要手段运营经济。这与追求计划经济的中国高层的意志并不相符。对企业和市场的不信任,被解读为中国减少货币政策、以财政政策决胜的原因。
前述对中小企业以低息甄别提供资金支持,但判断是否实施的最终还是官僚。从最近阿里巴巴和腾讯受到大企业监管来看,在疫情过程中政府的影响力反而更大了。
过度财政政策的后遗症也在加大,即财政投资放任及随之而来的“无人负责”的负债增加。典型案例是被视为中国“半导体崛起”象征的紫光集团宣布债务违约。紫光集团因无力偿还上月到期的13亿元(约2200亿韩元)债券而宣布违约,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尽管紫光集团是由中国清华大学设立的专门从事存储半导体设计与制造的国有企业,仍出现了这种情况。
问题是并非只有紫光集团。据彭博通讯社报道,截至去年底,在广东、江苏、四川、山东、湖南等中国各地共有约50个总规模达1.7万亿元(约285万亿韩元)的大型半导体项目在推进。
这是因为将对抗美国、实现半导体自立作为目标被视为“爱国”,各地方政府各自杂乱无章地上项目。对重复过剩投资采取措施已在所难免。像紫光集团这样的企业之所以能够肆意使用银行资金,正是因为政府提供了支付保证。企业的债务随即被解读为政府的负债。政府官僚的政策失败随即使国家财政摇摇欲坠。
另一项政策失败是无视经济性的形象工程。典型工程是连接中国南部珠江三角洲的香港、澳门和珠海的港珠澳大桥。这座连接珠江口、全长55公里、为世界最长的大桥,据统计共投入1269亿元(约21万亿韩元)。但据中国媒体报道,目前这座桥上日均仅有约3000辆车通行。因此每日通行收入总计仅为55万元(约9200万韩元)。
按现行LPR计算,这座桥的运营方每年仅利息就需偿还48.8565亿元。按一年365天计算,相当于每天需要1339万元(约22.42亿韩元)。以目前的通行收入连利息都无法承担。
当然,在建设港珠澳大桥时,恐怕未能预料到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示威、国家安全法的制定以及新冠疫情。但即便如此,它也并非是着眼于经济性而建造的。
随着今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复苏势头显现,紧缩的说法已开始出现。这预计将给靠政府资金勉强维持的僵尸企业带来如“核弹”一般的打击。当然,这不仅仅因为利率上升,而是此前通过与政府官僚的“关系”借用的资金渠道将被堵住。
中国政府的核心智库社会科学院在最近发布的报告中预测,明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达7.8%。随着过热担忧加大,要求退出策略的呼声也在增强。所谓退出策略,就是缩减财政投入。
/北京=特派记者崔守文 chsm@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