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就是学而问之。必须能够准确捕捉并提出“产生于应有状态与当下状态之差距之间”的问题。唯有如此,答案才能搭上通用人工智能(AI)的时代列车。危机一来,人们便像祭出传家宝刀一样呼唤创新、范式、变化和思维转换。这些话不错,但它们只是手段,而非愿景与目的。何况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正迫切要求我们对提前到来的未来提出新的问题和根本性的质疑。健康、美、家庭、远程、恢复技术(resilient tech)等等,都在根本性地拷问未来可持续的生活存在方式。
事实上,中国能在后冷战的浪潮中存活下来,与其说是忠于社会主义,不如说是打左转灯向右转的结果。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邓小平提出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贫穷也是社会主义吗”“难道不该有人先富起来让大家跟着学吗”。他的根本性提问拆除了市场与计划之间长久的藩篱。他敏锐地洞察到,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在于骨子里制造“差异”并让大众消费,反之社会主义的危机则来自“要正确地欲望”这种规训。在大转型时代,只要营造出能够恰当提问、及时提出问题的环境,解法便随处可见,必要时还能借助会思考的机器之力。
美国又在猛烈打压中国。它一边要求脱钩、去中国化、去社会主义化,一边集结集团与同盟准备共同出手。中国已进入关于如何生存、以何生存的深度沉思。首先,中国抛出了结合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双循环战略,并在追问能否把中国捆成单一价值链、当下的非接触是否可逆。如同数千年前商朝的后裔一般,中国以商人精神武装自身,线上正迅速挤走线下。失去去处的中国中老年群体也在数字世界中开眼,搭上了新时代的列车并参与实验。数字经济规模已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6.2%,去年仅这一领域就创造了约2亿个就业岗位。今年11月1日至11日这十天,是在中国掀起网络消费热潮的“光棍节”期间。这是一次思考不可思考之事的新市场的形成。这期间仅天猫和京东的网络购物平台就卖出了折合韩元130万亿元的商品。中国300个城市内有80万套住宅挂牌出售,成交数十万件,并完成33万辆汽车订单。本次活动的核心口号是品质与“正品保障”。这是长期关注线上消费者信任问题的结果。
然而,洞穿本质的提问与思考之力,并非从偶然的想法中涌出。需要不断地将问题简化。只有抛弃既有的想法,不同的问题才会浮现。为此必须学习。突破激烈竞争进入公职的韩国公务员,是比任何国家都优秀的资源。但很难说现在依然如此。因为虽然培养出解决问题能力卓越的人才,真正提出问题的人却很少。组织的愿景与活力自然无从产生。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组织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平均每40天聚会一次,坚持进行兼具大讨论的集体学习。习近平体制以来已举办26次。他们请来中国顶尖专家,不仅学习国政议题,还学习了大数据、AI、区块链,最近甚至学习了量子力学。若不拆除隔板、不去增长对他人之事的见闻,就既提不出问题,也听不懂重要的问题。只有让问题一个接一个地追问下去,韩国才会有可持续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