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体国民中95%拥有智能手机的“一人一机”时代。通信相关支出平均每户为12.3万韩元,占家庭总消费支出的5%。新冠疫情令非接触活动增加后,政府还曾以紧急灾难支援金补贴通信费。然而每月从账户中划走的通信费,究竟花在了哪里,你知道吗?
我们每月缴纳的手机账单金额,大体由“终端分期款”和“手机使用资费”构成。也就是手机机器价格与通信费之和。其中“终端分期款”指手机终端制造商定下的价格即“出厂价”,减去代理店或运营商提供的“补贴金”后的价格。“手机使用资费”则指开通时选择的资费套餐即“基本月租”,加上垃圾短信提醒、彩铃、丢失损坏保障等“增值服务费用”,再减去“合约折扣”“捆绑折扣”“其他合作折扣”金额后的价格。
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正因通信费结构如此复杂,我们在缴费时并不清楚究竟获得了多少补贴,也不知道是否被开通了根本用不上的增值服务。此外,同一型号的手机,有人以五分之一的价格买到,有人半价买到,有人则按原价购买。这都源于三大移动通信公司的价格竞争。
◇ 三大移动通信公司登场……通信战争开启
那么,韩国三大通信公司究竟从何时起、为何如此激烈地竞争呢?让我们追溯到1982年韩国通信的诞生。韩国通信是KT的前身。成立两年后,相当于韩国通信子公司的国有企业韩国移动通信登场。韩国移动通信于1997年被SK的前身鲜京集团收购。此后鲜京集团更名为SK电讯并登上国内头把交椅,KT与SK电讯之间的竞争格局由此形成。之后新世纪通信、韩松电信、LG电信等相继出现,除LG电信外的通信公司均被KT和SK电讯收购,最终形成KT、SK、LG三强格局。
它们被称为三大移动通信公司并持续通信竞争,随着通信公司与代理店为争揽客户的价格竞争加剧,补贴金额因销售点、条件不同而千差万别。由此出现了“只有懂行的人才买得便宜”的现象。
尤其是围绕携号转网、新增入网的补贴竞争十分激烈。因为通信公司集中争夺两年合约到期后想换手机的客户。在携号转网最活跃的2012年,携号转网件数甚至被用作衡量移动通信市场活跃度的指标。事实上2012年就发生过当时出厂价99万韩元的Galaxy S3在部分代理店以17万韩元售出的风波。此事曝光后,按原价购买的人自称成了“傻瓜客户”,甚至催生出“肥羊”这一新词。
为抓“肥羊”,销售点员工过度的营销手段也是问题。就在一两年前,主要针对独自出行的女性,抢走其手机、把人往店里拉扯等强行拉客行为还很普遍。因此至今手机销售点员工常被以“卖机仔”这种负面词语称呼。
◇ 六年争议不断的手机补贴法,主要内容为何
随着事态日益严重,政府为解决这一问题公布了一部法律,即《关于改善移动通信终端设备流通结构的法律》。这部俗称手机补贴法的法案于2014年10月出台,宗旨是确立终端市场公平透明的流通秩序,谋求产业界健康发展并维护用户权益。核心归结为“让任何人都能准确确认终端价格和补贴金,并以相同价格买到手机”。
补贴金是以在一定期间使用特定资费套餐为条件、对终端价格予以补贴的制度。例如假设购买100万韩元的手机,若使用5万韩元的资费套餐,则终端价格可减免30万韩元。手机补贴法将上市15个月以内的移动通信终端设备披露补贴金上限限制为33万韩元。
选择合约制度是为无法享受披露补贴金优惠的消费者设立的。针对二手终端、海外购买终端、通过制造商购买终端等无法获得手机购买价格补贴的人群,设立了在通信费中按资费套餐的25%享受折扣的新合约制度。消费者可在12个月、24个月中选择,每月资费可获一定金额折扣。
对非通信公司而非的销售点所支付的追加补贴金,限制为只能在披露补贴金的15%范围内支付。超出部分即为非法补贴。手机销售方招揽到客户后,会从相应通信公司获得名为“回佣”的酬劳。在手机补贴法施行前,销售方会自主将部分回佣补给消费者,以薄利多销方式招揽客户,但如今这种方式已不可行。
◇ 手机补贴法开辟的低价市场
手机补贴法自出台初期便遭到相当多的指责,与其登场的意义不符。甚至有人称情况比施行前更糟。当然,手机补贴法也带来了积极的一面,即国内终于形成了低价手机市场。手机补贴法施行之初,40万韩元以下智能手机占比为12.4%,一年后该比重提高至29%。此前高配智能手机获得巨额补贴,低价手机毫无立足之地,但手机补贴法出台后补贴减少,面向对价格变得敏感的消费者的低价手机迎来机会。中低价智能手机进入国内智能手机销量前十的情况也频频出现。
随着中低价智能手机市场走热,对低价资费套餐的关注也升温。此前专注于购买高价智能手机、毫不犹豫签下昂贵资费套餐的消费者转向低价智能手机后,低价资费套餐自然而然受到关注。低价资费套餐兴起后,租用三大通信公司的通信网和设备、向消费者提供廉价资费套餐的虚拟运营商也应运而生。邮局廉价手机、KT M Mobile、SK Telink、LG HelloVision等均属于此类。
◇ 从“部分肥羊”变为“全民肥羊”?
然而副作用更大。政府曾期待手机补贴法施行后,移动通信公司投入补贴竞争的资金减少,营销预算变得宽裕,这部分闲置资金将投入资费套餐价格竞争,从而拉低资费。但结果与预想大相径庭。
与政府预想的通信公司若有盈余便会降低资费不同,通信公司采取了“大家都别花钱”的立场。结果消费者的通信费负担反而比手机补贴法施行前有所增加。所有人都公平地以高价买手机。最终在2017年,作为手机补贴法下位规定的补贴金上限制在存续期限三年届满后被废止,但通信公司的补贴金仍未超过30万韩元区间。
对手机补贴法的实效性还存在另一个疑问,即非法补贴并未消失。手机补贴法施行已进入第七年,非法补贴问题不仅未获解决,据说除免费手机之外,甚至出现了倒贴打车费的“负价手机”。
这是因为通信公司通过非法补贴获得的利益大于政府的监管处罚。今年7月,广播通信委员会对三大通信公司开出的罚款为512亿韩元,是手机补贴法施行以来最大规模。虽是巨额,但其实已适用了45%这一历史最高减免比例。
减免理由是三大通信公司在全球率先商用5G,需要尽快扩大5G用户,在此过程中引导的是新增入网而非携号转网这类竞争。新冠疫情造成的通信生态危机局面也对减少罚款起了作用。尽管称是考虑了实际情况,广播通信委员会将罚款削减一半的决定仍被指缺乏明确标准。
尽管面临罚款,通信公司仍增加非法补贴而非披露补贴金,也有其理由。必须对所有入网用户同等支付的披露补贴金,即便每人只发10万韩元,营销费用也会以数百亿、数千亿韩元为单位增加,而招揽用户的效果却不大。相反,若向特定流通渠道撒发非法回佣,用不到100亿韩元的成本也能吸引大批用户。
◇ 为躲避查处的各种暗语出现……销售点转入地下
因此,提供非法补贴的销售点信息也在暗中流传。2005年以购物信息共享社区起步的Ppomppu就是典型案例。这一在手机补贴法之前就活跃发布手机代理店促销、补贴信息的网站,在手机补贴法之后仍使用各种迂回暗语躲避查处,共享非法商家信息。
iPhone 12也不例外。躲过监管视线、以极低价格销售iPhone的门店正在增加。网上把这类门店称作“圣地”,把门店位置称作“坐标”。想在“圣地”购买智能手机,提及价格和拍照当然是禁止的,甚至还要经过用名片或工牌证明工作单位的环节。视情况还会被要求提供信用卡信息。这些都是为防范举报非法门店以领取奖金的“手机举报人”而采取的措施。
◇ 问题多多的手机补贴法……废止可能性如何
手机补贴法最终被送上了审判台。随着手机补贴法无用论持续发酵,11月2日,在野党提出了废止手机补贴法的法案和《电气通信事业法》修正案。核心是废止手机补贴法,将保护消费者、促进竞争等具有正面功能的条款移交至《电气通信事业法》。
相反,政府与执政党的立场是通过改进而非废止来解决差别化补贴问题。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已提出法案,拟引入将移动通信公司与终端制造商各自支付的补贴金分别信息披露、使补贴体系透明化的“分离披露制”。因为一旦引入分离披露制,补贴金的承担主体将被透明公开,可引导终端出厂价下调;在因解除合约申请违约金时,也可将终端制造商的奖励金排除在外,从而减少违约金。
尽管讨论已久,围绕手机补贴法的问题似乎难以轻易解决。抛开废止还是修改不谈,三大通信公司、流通协会、消费者团体等各类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尖锐对立。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把全体国民变成“肥羊”的麻烦制造者手机补贴法,这次真能顺利得到解决吗? /记者 郑民秀·实习记者 金秀珍 minsoojeong@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