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巨头在单方面通过企业监管三法(Commercial Act、MRFTA、金融集团监督法)之后,似乎还要强推“惩罚三法”(重大灾害企业处罚法、集体诉讼法、惩罚性损害赔偿法)。对于以公正与改革为名义的庞大执政党在企业监管立法上的横冲直撞,Seoul Economic Daily的顾问团成员与专家担忧称:“这会令企业家精神退步,结果将使韩国经济倒退。”有观点指出,庞大执政党无视企业现实而强推的反企业立法行为,是韩国企业环境恶化的集中体现。尤其针对重大灾害企业处罚法的立法动向,还出现了激烈反应:“这是在给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形势下孤军奋战的企业克服危机的意志浇冷水。”
延世大学经营学系名誉教授郑求铉14日指出:“在选任身为董事会成员的监事委员时,把大股东表决权限制在3%,是对大股东正当权限的制约”,“过度束缚了企业治理的弹性”。国会9日在全体会议上强行通过了企业监管三法以及工会法修订等亲劳动法案。郑教授特别提到,在本届政府经济政策全面落地的去年,设备投资同比骤降7.5%,他表示:“增加企业劳动成本的最低工资上调和每周52小时工作制的引入,已经对投资意愿造成负面影响”,“此次三法通过将成为使国内投资环境进一步恶化的因素”。他指出,这会引发“企业监管→经营萎缩→投资减少→就业缩减→内需低迷→经济放缓”的恶性循环。
中央大学经济学系名誉教授金承旭也强调:“在时机上,对企业制定更强监管并不合适。”他尤为担忧的是,Commercial Act的修订可能使企业暴露于投机势力对经营权的攻击之下。金教授主张:“现在应当举国合力,朝着保护带动投资、创造就业的企业的方向前进。”
执政方推进的重大灾害企业处罚法同样招致大量批评,被指无视“事故预防”的本质、仅依赖反企业情绪的过度立法。檀国大学经济学系教授金泰基指出:“重大灾害企业处罚法是偏离产业灾害事故核心的立法”,“处罚并非万能。应当在培养熟练技术人员、引入与之相称的薪酬体系、赋予负责人权限与责任等贯穿整个工序的层面付出努力。”金教授就企业监管三法诊断称:“比起大企业,拥有技术实力的中小企业将成为觊觎技术的中国等投机资本的攻击对象”,“本应把中小企业培养成大企业,政府却反而掐断了这样的机会。”还有观点指出,对Commercial Act修订的后续补充立法也是必不可少的。他说:“应当倾听企业合理的声音,设法减少副作用。”
专家们批评称,一味偏向企业监管的立法动向最大的问题在于,可能让人放弃“办企业的念头”。成均馆大学法学专门大学院教授崔埈璿批评说:“当前推进的重大灾害企业处罚法所包含的处罚内容,恐怕只适用于反社会、恶性的企业行为”,“重大灾害可能存在多种成因,处罚经营者无异于把他们当作罪犯。”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权泰信也批评说:“在对企业和企业人的处罚已属世界最高水平的情况下,强行单方面修法强化处罚,是给在经济战争前线为经济复苏竭尽全力的我国企业浇冷水。”
/韩在英·徐钟甲记者 jyhan@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