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法务部检察局局长沈载喆在本月10日举行的针对检察总长尹锡悦的韩国法务部检察官惩戒委员会会议上,陷入了“操弄程序”的争议。
这一争议源于,作为惩戒委员之一的沈局长在惩戒委员会上选择回避并退出,而尹总长方面指出其回避的时点不当,由此引发风波。
选择回避意味着他自己判断参与惩戒委员会审议并不妥当,那么为何在先对其他委员参与审议是否妥当进行了拒避表决之后才回避,这是争议的要点。
尹总长方面怀疑,沈局长在参与对其他委员的拒避表决之后才选择回避,是为了凑足对拒避申请进行表决的法定人数而采取的“取巧式回避”。
━ 火种是“两人共同拒避事由” 这一争议的核心是尹总长方面提出的拒避事由之一——“针对两人的共同拒避事由”。
当天参加惩戒委员会审议的共有5人,包括沈局长、韩国法务部次官李勇九、大检察厅反腐败强力部部长申性植、韩国外国语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法学院)教授郑瀚中以及全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安镇。郑教授代行惩戒请求人秋长官的职务,担任委员长。
尹总长方面对其中除申部长以外的4人提出了拒避申请。据称,当时在针对4人提交“个别拒避事由”的同时,也提交了“两人共同拒避事由”。
通常被提出拒避申请的当事人不参与拒避表决。因此按此计算,就“两人共同拒避事由”而言,出席的5人中只有3人可以参与表决。
━ 是否避开了“表决法定人数不足” 因此,如果沈局长在针对共同事由的拒避表决之前就选择回避并退出惩戒委员会,就会出现无法满足表决法定人数的情况。
因为表决法定人数为出席人数的过半数。当天有5人出席,因此须有3人参与表决。但若在2名拒避对象之外再加上沈局长退出,就只剩2人,表决法定人数不足。
据分析,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当天的惩戒委员会将被搁置,须另定新的期日。然而惩戒委员会在结束拒避表决程序、沈局长决定回避并退场后,继续推进了会议。
也就是说,沈局长在参与对其他惩戒委员的拒避表决之后再选择回避,从而得以避开表决法定人数不足的问题。
━ 尹总长方面称“沈载喆的做法违法”
对此,尹总长方面在惩戒委员会的拒避表决程序结束后回到会议室,在了解沈局长回避等情况后提出了质疑。
据称,尹总长方面主张:“选择回避的委员等于自己承认了拒避事由,因此从一开始就不应参与(拒避申请表决)程序”,“这是以脱法方式规避有关议事法定人数和表决法定人数的规定,属于违法”。
不过据说惩戒委员会当场并未对尹总长方面提出的质疑作出特别回应。作为回避当事人的沈局长也已离开会议室。
尹总长方面补充说:“当然,回避的时点在法律上并无限制”,但“我们对沈局长提出了拒避申请,如果他接受并要退出,那么不参与程序进行才是合乎情理、合乎道义的,不是吗?”
━ 惩戒委员会称“符合既有判例的意旨”
惩戒委员会在当天会议结束后表态称“并无问题”。在发给记者的消息中,惩戒委员会列举了两起韩国大法院确定判决(2015두36126判决、2015다34154判决),称“即便在参与对拒避申请的表决之后再回避,也符合上述判决的意旨”。
郑委员长在会议结束后同样会见记者,就“操弄程序”的争议表示“那也不符合事实”,是“错误的主张”。
从两起判决来看,其前提是:在拒避事由源于共同原因的情况下,不仅不能参与针对自己的表决,也不能参与针对他人的表决。也就是说,在对“两人共同拒避事由”的表决中,两名对象退出才是正确的。
不过这些判决的核心在于例外。即对惩戒委员全体或大部分同时提出拒避申请,致使无法组成惩戒委员会或使惩戒委员会本身无法作出决定的情形;此外,拒避申请明显以拖延惩戒程序为目的的情形也属例外。其意旨是,此类拒避申请可视为“滥用拒避申请权”而予以驳回亦属合理。
━ 关键在于是否“滥用拒避申请权” 惩戒委员会提出这些判决,被解读为意在表明尹总长方面的拒避申请实质上是试图使惩戒委员会失效,因此理应驳回。因为判决中并未涉及回避的适当时点是在拒避申请表决之前还是之后的内容。
不过,与沈局长回避问题相互交织的尹总长方面的拒避申请,是否符合上述判决提出的“滥用拒避申请权”,看来会存在分歧。
就尹总长方面的“两人共同拒避事由”而言,如果沈局长不回避,满足表决法定人数并无问题。但也很难认为尹总长方面事先知道沈局长会回避,并以此谋求造成表决法定人数不足的结果。
沈局长选择回避的内心想法尚不清楚。沈局长被怀疑是向大检察厅监察部举报作为尹总长惩戒事由之一的“法官文件”的当事人。
━ 若进入行政诉讼恐将再次升温
惩戒委员会看来将把这些争议搁在一旁,按计划于15日继续进行。因为尹总长方面并不具备以这一争议使惩戒委员会中断的条件。
不过,今后这一问题有可能在行政法院得到正式处理。即惩戒委员会对尹总长作出惩戒处分,而尹总长不服并提起诉讼的情形。
预计诉讼中将逐一审查惩戒委员会所进行程序的正当性。考虑到这一点,尹总长方面在惩戒委员会就沈局长回避问题提出质疑后,要求将其记入记录。 /赵权亨记者 buzz@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