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2-10 | 오철수 기자

[吴哲秀专栏]傻瓜们的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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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5年,法国绝对君主路易十四下令废除南特敕令。他抛弃了87年前其祖父亨利四世为化解天主教与新教矛盾而颁布的敕令,开始迫害胡格诺教徒。这在当时占法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天主教徒中获得了支持。然而,没过多久便证明这是愚蠢之举。法国不得不耗费国力镇压胡格诺教徒接连不断的叛乱。此外,多达20万名纺织、造纸工匠及银行家、商人等流向英国、荷兰、德国等地。法国由此走上急速衰落之路。后来思想家伏尔泰将其形容为“法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这充分显示出一国领导人做出错误决定会付出何等代价。

历史上独断决定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的事例不止一两件。二战时不顾内部反对强行袭击珍珠港最终战败的日本,以及一战时以无限制潜艇战这一冒险之举招致美国参战的德国,同样如此。以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八月炮火》获普利策奖的芭芭拉·塔奇曼,将这种数千年来反复出现的错误政策过程称为“愚人的行进”。

这种愚蠢的行进最近也出现在韩国。文在寅政府依仗庞大的执政党,强行推进极其危险的政策狂奔。政府与执政党一方面加大压力以除掉正在进行涉政权调查的检察总长尹锡悦,另一方面以强力推动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公调处)法修正案。政府以“检察改革”为借口,实则无异于为自己打造盾牌。检察机关最大的任务是什么?那就是追究活着的权力的腐败。检察机关调查月城核电站提前关闭、蔚山选举干预、Lime与Optimus案件等涉政权案件有何错误?尽管如此,政府与执政党在局势对自己不利时,仍对尹总长施加种种压力。政府在控制检察机关不遂心愿后,如今又热衷于打造公调处这一怪物。公调处为何危险?因为它是毫无制衡装置的权力机关。政府甚至将自己曾承诺的野党对公调处长的否决权也予以废弛。这无异于要按自己的口味处理涉政权调查。设立这样的公调处与检察改革的宗旨也完全不符。检察改革的核心是保障独立性和中立性,使检察组织不受政权影响左右。然而因为检察机关不听政权的话,就打造公调处这一怪物、行使无所不能的权力,只会带来严重的副作用。不受制约的权力横冲直撞,我们在过去的独裁政权中不是见得太多了吗?

政权的独断与固执所催生的错误政策还不止于此。本届定期国会通过了一大批给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而生死攸关的企业带来负担的法案。其中包括要求分离选任监事委员、并将最大股东表决权限制为3%的Commercial Act修正案等监管三法,以及允许被解雇者加入工会的工会法等。无一不是束缚企业手脚的恶法。监管三法一旦实施,如同过去的苏佛林事件那样,韩国企业被海外投机资本左右将成为常态。如此绑住企业的双脚,还谈何创造就业?房地产政策也因舍弃扩大供给这一正攻法、转而采取与投机开战这种找错方向的对策,使全国变成了投机场。

正如塔奇曼所言,若某项政策有害于国家,纠正它才是最好的统治。任谁看都过火的政策若继续推行,最终受苦的只有国民。要想让被理念束缚的政府的危险政策狂奔停下来,恐怕已到了国民该出面的时候。csoh@se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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