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界与法律界知识人士10日就随着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法修正案通过而即将挂牌的公调处表示担忧,称其将成为“对政权调查的挡箭牌”。他们判断,一个同时握有起诉权与侦查权、且不属于立法、司法、行政任何一方的权力机构诞生,可能被滥用为总统直属的监控机构。随着此次修法删除了保障公调处政治中立性的野党否决权,有人叹息称,执政党“侦查独裁”之路已被打开。
仁荷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洪承基就当日在国会通过的公调处法评价称这是“革命立法”。他同时表示:“这部法律的生命似乎不会长久,但如果生命长久,那就相当于进入纳粹时代。”他接着指出:“法院和检察机关是守护市民社会的最后堡垒,一旦崩塌,市民社会本身就会遭到攻击”,“这是野蛮的开始。是以法治为伪装的野蛮的开始。”
专家指出,随着公调处挂牌,制衡文在寅总统与执政党的手段已消失。明知大学教授金亨俊批评称:“公调处挂牌意味着民主主义最核心的大原则——制衡与均衡的崩塌。”
按现行法律,公调处可要求检察机关、警方等侦查机关移交正在进行的侦查案件。这意味着可从根本上封堵检察机关正在侦查的“蔚山市长选举干预嫌疑案”等权力型丑闻侦查。对此,法务法人同仁律师金钟民表示:“文在寅政权将试图防止任期末期的各种跛脚鸭漏洞现象”,“在充当对政权调查挡箭牌的同时,还会加快对政治反对者的侦查速度。”
公调处是不属于立法、司法、行政任何一方的超宪法机构这一点,加深了对“公调处独裁”的担忧。成均馆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韩锡勋表示:“公调处长由总统任命,但不属于三权中任何一方”,“这相当于在宪法上毫无依据的情况下,存在一个拥有巨大权力的侦查机关。”金亨俊教授质问:“谁来对公调处进行民主控制?”并讽刺称这是“自相矛盾”。
公调处法原有方案中,曾设有防止公调处变质为青瓦台亲卫队的装置,即保障野党的否决权。在推荐公调处长候选人时,须有7名推荐委员中的6人赞成方可通过推荐决议,从而使野党所占的2名推荐委员能够行使否决权。但执政党此次修改公调处法,将表决权标准降至5人。第一大野党国民力量党表示“不如干脆宣布戒严令”,坚决反对,连进步政党正义党也反驳称“若以这种方式处理,公调处要成为获得全体国民信任的机构将遥不可及”,但在拥有174席的共同民主党面前无能为力。
针对野党否决权消失、只剩执政党推荐的公调处长获任命这一局面,金律师痛斥称:“与当初所说的腐败侦查机构不同,公调处现在已完全变质为政权的总统直属侦查监控机构。”
有评价认为,通过此次修正案,执政党不仅在公调处长,还能在公调处检察官位置上安排合其口味的法律人。因为执政党将公调处检察官任用条件中的律师执业经历由10年缩短为7年,并删除了5年侦查、调查经历的要求。执政党与韩国法务部对此解释称“因为符合资格的法律人数量较少”。但专家解读,其意图是为将“民主社会律师会”等亲政权法律人任用为公调处检察官。金律师评价称:“可解读为明确显示了大举引入亲政权律师、打造亲卫侦查机构的意图”,韩教授则指出:“如果出于政治目的大举引入与执政党或当权党关系密切团体的律师,则属不当。”
有人担忧,如此握有无所不能权力的公调处一旦挂牌,公职社会乃至政界都将在“肃查利刃”下战栗。公调处不属于三权,却拥有可对司法、行政、立法所有高级公职人员进行侦查的权限。因此,经常因公职选举法被起诉的政治人士同样可能成为公调处的侦查对象。这也是外界担忧执政党会任用合其口味者为公调处长、并将其用作压制野党工具的原因。
东国大学法学系教授金相谦表示:“公调处可侦查的犯罪类型也非常多样,包括渎职、滥用职权、公布嫌疑事实、泄露公务秘密、受贿等”,“只能被解读为要给反对政权者的嘴上套上马嚼子。”韩教授判断:“不应认为公调处只是控制高级官僚或政治人士的机构”,“它在控制这些权力的同时可以调节他们的行为,而受害的将是国民。” /金仁烨·金慧琳记者 inside@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