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政界与舆论左右税收政策的倾向日益加强,课税公平性正在崩塌。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事态影响,税收环境也极度恶化,当下正是理顺税制体系的重要时点。本报采访了曾任韩国企划财政部税制室长和韩国关税厅长的广场律师事务所顾问尹永善、栗村律师事务所顾问金洛会,听取他们对税收政策方向的看法。/编者按
-国会通过了将所得税最高税率上调至45%的修正案。
△广场顾问尹永善=这是反映政治理念的“镊子式增税”之一。所得税是国家的基干税目,税率体系的改善不仅涉及最高税率,基本上应从整体税率结构重塑的层面综合考量。相较于税率上调带来的税收正面效应,海外投资者等所感知的“韩国政府反企业式税制运营”这一负面效应可能更大。当前我国税法最严重的问题是市场中立性、经济中立性、财政中立性等“税制中立性原则”正在受到破坏。
△栗村顾问金洛会=现行7级所得税课税基准区间本身也不正常。针对前1%人群设置38%、40%、42%三级税率结构,对确保税收并无太大帮助,反而很可能助长高收入阶层避税等低效现象。再新设45%区间将带来更大的扭曲。
-伴随558万亿韩元的超级预算,明年国家债务将增至956万亿韩元。财政健全性问题日益突出,也出现了部分增税争论。
△尹顾问=由于低出生率固化导致经济活动人口减少、引发福利需求的老龄人口持续增加等原因,慢性财政赤字已可预见。而且明年是选举年。预计上半年首尔、釜山市长选举之后,还有总统候选人的党内选拔过程,政界各种民粹政策将层出不穷。由于国家债务增长速度过快,确有实施普遍增税的必要性,但因执政党的政治风险,实现可能性较低。因此,把预算支出增速维持在适当水平是当务之急。
△金顾问=财政支出效率化与税收扩充是必须同时推进的课题。明年以后COVID-19局势平息后,应从中长期视角推进确保财政健全性的方案。未来数年内将需要普遍增税。如果实施普遍增税,在当前这样的收入分配结构下,通过所得税而非增值税来推进更为可取。
△尹顾问=政治人物和国民抱有矛盾的意愿:欢迎扩大福利,却反对普遍增税。因此,作为次优方案,需要纠正推进釜山加德岛新机场、放宽预可行性调查条件等低效的预算浪费,并调控福利支出的增速。
-通过综合不动产税等惩罚性课税能否抑制房地产市场?
△金顾问=集中提高对特定房地产的税负,既不符合税收公平,也不具可持续性。综合不动产税最高6%这类过高税率,从宪法上财产权保障及禁止过度原则来看,似有违宪之嫌。对持有房地产的税收应在中长期内逐步小幅提高,才能实现税收的价格化。像现在这样税负急剧增加会扭曲市场。
△尹顾问=目前已陷入政策失败的陷阱与困境。如今若为使住宅市场正常化而下调转让税,结果将是对此前实现了过高转让差价的人减税,形成“富人减税”。但长期来看,现行制度难以持续。即便要承受政策失败的痛处,也需要实现税制正常化。
△金顾问=作为交易税代表税目的取得税本已处于很高水平,却又上调至最高12%。要与国际趋势保持一致,取得税和转让税应大幅放宽。
-以李健熙会长去世为契机,有人指出维持了20年的遗产税最高税率50%过高。您怎么看?
△金顾问=将遗产税最高税率下调至所得税最高税率(以今年为准42%)的水平较为可取。考虑到遗产税的课税依据在于“起点的公平”,从税收公平角度看,改为遗产取得税也更为可取。
-美国当选总统乔·拜登暗示将引入边境碳税。我国的环保税制方向应如何把握?
△金顾问=我国已宣布2050年碳中和,削减二氧化碳排放是首要课题。相比上调柴油税,更需要以二氧化碳为中心的环保税制改革。
△尹顾问=就碳排放化石燃料的各类税收进行国际比较,韩国属于较高的国家。若再追加提高化石燃料税,将导致国民个人生活费上升、企业成本上升等。税收政策应与低碳能源政策等实现政策间的协调。
-能否就今后的税收政策方向提些建议?
△尹顾问=政治人物把国民缴纳的税金当作“无主之钱”随意花费。若像现在这样对所有政策都“起承转撒钱”,我们的儿女和孙辈将不得不在债务堆中生活。无论何种税,过激且理念偏向的税收政策都会造成市场扭曲和副作用。即便税收带来巨大副作用,事后要恢复正常也并不容易。要改善已建立的制度,会引发大量社会抵抗与冲突。
△金顾问=忠于基本原则的税制,会对确保财政、提升税收公平性与效率性产生正面效果。税收依税目不同而特性各异。例如所得税的强项在于公平,法人税的强项在于效率。也就是说,应契合税目特性来推行税收政策。例如,用法人税去追求公平不仅没有效果,还会带来低效的结果。 /整理=黄正元记者 garden@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