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21日,日本《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了该国一家信息技术(IT)产品分析公司拆解美国苹果最新智能手机iPhone12的结果。报道的核心是韩国产零部件占比最高。以价格计,韩国产占27.2%,是仅占13.2%的日本产的两倍有余,也超过了美国产(25.6%)。直到去年秋天,韩日之间差距还不大。iPhone11中韩国产占18.2%,日本产占13.8%,仅差4.4个百分点。
仅一年间差距大幅拉开,是因为显示屏的主角发生了变化。苹果在所有iPhone12系列中都采用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面板,100%使用了SAMSUNG DISPLAY CO., LTD.、LG显示器等韩国产产品。这意味着韩国产OLED正在成为智能手机液晶显示屏的全球标准。《日本经济新闻》惊讶地表示:“OLED虽由日本率先开发,但在竞争中落败,如今成了韩国的独舞台。”Samsung Electronics的闪存、SK海力士的DRAM等其他韩国产零部件也占领了iPhone。
就这样,韩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孤军奋战,正在打造全球标准。韩国企业的成就是世界许多国家想要效仿的样板。但在文在寅政府看来似乎并非如此,企业只是需要整治的对象。政府对企业打造世界标准的鼓励与支持十分吝啬,却热衷于设置障碍。总统和执政党人士会出现在企业投资发布现场,说“感谢大手笔投资”,但仅止于此。一转身便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重新逼压企业。
被执政党绝对多数掌控的第21届国会,开院仅6个月就抛出Commercial Act、MRFTA、金融集团监督法修正案等近740件与监管相关的法律。在说明监管法律的正当性时,执政党打出的旗号是全球标准。共同民主党院内代表金泰年等领导层高声表示:“公平经济三法(企业监管三法)是为契合全球标准的改革立法”“政府和执政党准备的法案符合全球标准”。
他们还援引海外案例,称美国、德国等主要发达国家拥有更强力的制度,也会提到以色列等部分国家。但大多数情况下,经济与产业结构、劳资文化等各不相同,与韩国现实并不契合,而且属于极为罕见的个例。Commercial Act修正案中对大股东表决权的限制就是典型。执政党和亲执政党的市民团体把以色列、意大利等罕见案例拿来作为限制大股东表决权的依据。但上市公司协议会和许多法学、经济学者反驳称,这类主张是对以色列、意大利相关法律的歪曲或随意解释。他们甚至质疑,以色列赋予少数股东赞成权,是否能被视为限制大股东表决权。
争论不断持续,恰恰证明与执政党的主张相反,企业监管三法与全球标准相去甚远。为了使亲工会政策正当化并束缚企业,硬把全球标准套上来,结果步调错乱。尽管如此,执政党仍不改推动立法的意志。卢武铉政府时期担任劳动部长官的前长官金大焕在谈到政府与执政党正在推进的工会法修正案核心内容之一——允许雇主向工会专职人员支付工资时批评称:“这是对企业施加不符合全球标准的过度监管,而对工会则随意适用、强化其权限的规定。”
全球标准是在世界范围内作为基准通行的规范与技术,不是政界可以用自我中心的尺度强加给企业的东西。已故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曾在1995年感叹“政治是四流,企业是二流”。25年过去,企业正以脱胎换骨的努力跃升为世界一流。政治又改变了多少?希望政府与执政党先自省是否有资格谈论全球标准。shim@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