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违反转承包法的经营者或实施串通行为的经营者,若超过法定罚分标准,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可要求相关行政机关首长限制其投标参与资格。仅从近期报道来看,公正交易委员会已就多家企业作出要求限制投标参与资格的决定。
公正交易委员会的限制投标资格请求本身并不直接对该经营者产生效力。只有相关行政机关首长另行作出限制投标参与资格的处理,该经营者才无法参与投标。对这种限制投标参与资格请求的决定,是否也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要对行政机关的措施提起撤销诉讼,必须能够认定该措施是对国民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的行为。因此,对公正交易委员会的检举措施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因其仅为侦查线索,并非最终处分,韩国大法院1995年5月12日宣判 94누13794)。
然而根据近期首尔高等法院判决:“公正交易委员会的限制投标参与资格请求,是经法律规定的审议等程序后,就违法经营者的决议事项正式对外作出的表示;根据《国家契约法》等相关法令内容,在公正交易委员会提出请求的情况下,相关行政机关首长原则上应限制其投标参与资格。因此,从经营者立场看,应认为因公正交易委员会的请求已产生受到后续制裁处分即限制投标参与资格的具体、现实危险,这应视为已发生法律上的不利益。”
特别是该判决指出,接受限制投标参与资格请求的对方即相关行政机关首长,涵盖各中央机关首长、地方自治团体首长等多个主体,因此为实现有效的权利救济,允许对公正交易委员会限制投标参与资格请求本身的合法性提出争议,符合法治行政原理,故可通过行政诉讼提出争议(首尔高等法院2020年8月13日宣判 2019누41906等)。
上述判断尚未经韩国大法院判决确定,但考虑到依照法规,一旦公正交易委员会提出限制请求,行政机关便须强制作出限制投标参与资格的处分,可以认为这是妥当的结论。从受到措施的企业获得权利救济途径这一角度看,这也是值得欢迎的判决。当然,最理想的是不实施达到需考虑限制投标参与资格程度的违法行为,但也可能存在确有委屈情形的经营者,因此有必要熟悉相关判决内容,并关注今后的韩国大法院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