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扩散势头令人担忧。新增确诊者在工作日超过500人,首尔累计确诊人数已超过大邱。此次扩散以首都圈为中心,且发生在学校、补习班、教会等生活空间,令人担忧出现几何级数式暴增。
K防疫的功劳不应归于现政府,而应归于以下四点。第一,高度的公民意识。在口罩风波时期,政府曾错误宣布健康者无需佩戴口罩,但国民发挥集体智慧,全员佩戴口罩,才得以阻止扩散。第二,如果没有医护人员昼夜不停的奉献与拼搏,就不可能取得这样的结果。第三,得益于民间与公共优点相结合的我国医疗体系,才能实现快速处置和普遍受惠。美国的民间医疗体系速度快,但难以让所有人受惠;欧洲的公共医疗体系全体国民都能便捷使用,但速度慢;而我国在过去数十年间发展出兼具双方优点的医疗体系。第四,得益于上届政府在经历中东呼吸综合征事件后对防疫系统进行了体系化改造。
现政府的管理能力难以给出高分。首先,把确诊者人数作为最重要的防疫标准问题很多。确诊者人数是约一周前被感染的人现在才被发现,而在这期间他们四处走动感染了多少人无从得知。因此,若以确诊者人数判断防疫标准,就已经太晚了。应开发符合我国实情的管理指标,并基于客观、科学的资料进行决策。
开发可持续的社交距离方式也很必要。德国曾在大型演唱会场地针对志愿者,让其以多种方式就座,然后分析空气流动,开展寻找感染风险最小化方法的研究。我国也应努力寻找并推荐既能兼顾经济与防疫、又可持续的室内防疫标准。
政府的行政命令也应客观且具有一致性。对光化门宗教集会彻底封锁,却对民主劳总集会放任不管,这种橡皮尺式的标准难以令人接受。以防疫为借口不保护市民个人信息、侵害人权的问题也会引发重大问题。必须找到既保护个人信息与人权、又可持续的防疫方法。
新冠肺炎重症病床不足是最紧迫的问题。全国548个病床中,截至11月29日可立即入院的病床仅有86个。照目前趋势,病床很快将饱和。第一次扩散时,因重症病床不足,只能束手无策地看着患者在家中死去,而至今仍未确保重症病床的政府之漠然,不能不加以斥责。
在疫苗采购方面,我国政府也大幅落后。发达国家已确保了充足数量的疫苗,一旦获批就做好了立即为国民接种的准备。稍有不慎,其他国家接种疫苗逐步稳定,而我国却可能陷入无法获得足够数量疫苗、或只能接种效果较差疫苗的境地。政府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沉迷于自我吹捧,而是掌握做得不好的部分并迅速采取措施的行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