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举办汉城奥运会的1988年,韩国的能源自给率约为40%。这得益于家庭取暖燃料以国产无烟煤自给自足。此后30多年过去,如今自给率仅为5%。这是国产无烟煤被挤出市场、转而从海外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等昂贵化石能源的结果。世界能源理事会(WEC)今年初公布的韩国能源安全排名(以2019年为准)在125个国家中位列第69位。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减少温室气体的压力日益增大。一滴石油都不产的韩国,面临着既要降低能源进口依存度、又要应对气候变化的双重课题。30日,记者在首尔大学研究室会见了曾任世界能源经济学会副会长和韩国资源经济学会会长的首尔大学能源系统工程系教授许恩宁,听他谈如何破解能源与资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等挑战性课题。
——以美国页岩气革命为契机,目前正处于长期低油价时代,低油价会持续到何时?
△目前国际油价在每桶40美元左右。这一价格区间是页岩气确保盈利的最后防线。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是低油价,不如说是符合市场机制的合理价格。对国际油价影响最大的因素是需求。如果新冠疫情像现在这样肆虐,石油需求短期内难以增加。可以肯定的是,一旦出现这一周期即将结束的信号,国际油价将大幅上冲。不过疫情何时终结,谁都难以断言。(需求放缓周期)大概会持续1~2年。
——李明博政府时期推进海外资源开发投资,却造成公营企业亏损和纳税人资金浪费。问题出在哪里?
△过于执着于完成目标量,也就是自主开发率。不论有无经济性,一味追求达成目标业绩。因此即使亏损也硬撑着不放手。同一时期走出海外的民营企业认为不再有钱可赚,中途出售了海外矿区。公营企业为填补业绩,甚至一口接下了民营企业出售的资产。与其说在海外确保资源的计划本身有问题,不如说缺乏灵活性的执行才是问题。内部决策过程的合理性也不足。
——今后海外资源开发战略应如何制定?
△需要以需求方为中心的开发。这里的需求方指能够直接消费或销售所开发资源的企业,无论是公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以需求方为中心的战略,适合把确保数量和价格波动这两大资源开发风险降到最低。开采铁矿石炼钢的浦项集团就是海外资源开发的典范。铁矿石价格上涨时可转嫁到成品价格上。为降低成本,开发经济性的概念也会被彻底确立。
——那么没有需求端的韩国矿物资源公社和韩国石油公社该怎么办?
△需要对资源类公营企业的职能进行重组。矿物资源公社和石油公社原本不是做业务的地方,而是振兴机构。矿物资源公社的前身是大韩矿业振兴公社。石油公社除石油储备业务外,还承担向民营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的职能。但在李明博政府时期,大家都成了“玩家(开发者)”。因此在资源领域只有玩家,没有一家振兴机构。无论以何种形式,都需要一个能以第三方视角帮助他人的机构。
——如果像现在这样处于“合理油价”,是不是该推进海外资源开发?
△这不只是时机问题,而是是否为“好标的”的问题。好标的的概念除经济性外,还有能否运回国内等多种标准。有好标的当然应该投资。不过石油等化石能源在市场上供过于求,现实中也很难找到生产成本在每桶30美元区间的优质矿区。大概要到每桶50美元左右才会产生开发动力。但锂、钴等新产业战略矿物情况不同。三星集团和LG等需求企业孤军奋战,但3年前钴价暴涨后也只是转为长期合约而已。随着第四次产业革命带来需求爆发式增长,需要积极的确保战略。目前新产业战略矿物甚至还没有具体指定,刚进入筛选阶段。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已选定20~30种核心矿种,为资源民族主义和供需不稳做准备。但不应沿袭过去公营企业主导的方式。
——政府为应对气候变化宣布“2050年碳中和”。您如何评价?
△从韩国的国际地位看,宣布本身不算坏事。差不多的国家都做了。日本和中国也分别宣布2050年和2060年碳中和。但这终究只是宣言,难以赋予太大意义。前不久听证会上,专家们不也说“只有宣言没有计划”吗?真要制定计划是不行的。做不到,也不会做,这样才对。照此执行会出大事。高成本结构下,经济首先撑不住。我认为是因为世界都在关注才作出宣布。
——要实现碳净排放为零,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比重至少要提高到60%以上。
△一旦可再生能源比例上升到一定水平以上,这样的数字就只是愿望而已。到2030年实现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20%的“3020能源转换计划”也是如此。可再生能源扩大目标值至今从未达成过。
——请说得更具体一些。
△可再生能源政策围绕目标长期存在争论:是应该培育相关产业,还是应侧重扩大普及?李明博政府时期以绿色增长为名侧重产业培育,朴槿惠、文在寅政府则侧重扩大普及。但从对可再生能源依赖度高的欧洲案例看,只有本国有扎实的产业生态支撑,普及才能成功。侧重扩大普及往往容易失败。典型国家是西班牙。西班牙靠旅游业为生,政府全力推进普及扩大。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政府补贴中断,普及和产业双双萎缩。相反,德国有可再生能源产业作支撑。从国家整体看,只有把相关产业培育到可以出口海外的程度,才能抵消扩大普及的成本。
——您是说可再生能源扩大速度过快?
△方向是对的,但速度太快令人担忧。必须与相关产业培育同步。太阳能越扩大普及,中国产进口就越多;风电则是欧洲产进口增加的结构。急剧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经济性下降,只会增加成本。如果韩国电力更多地收购可再生能源,那就完全没有理由为提高效率和经济性去搞技术开发和产业化。
——眼下电费会成为问题。
△一边说要急剧提高可再生能源比例,一边不调整费率体系,这是荒谬的。欧洲的电费比韩国高2~2.5倍,因此才能确保可再生能源的经济性。不提高电费,最终就得动用财政。韩国的可再生能源离了补贴无法运转。目前可再生能源补贴动用的是附加在电费上的电力基础基金,这一基金见底只是时间问题。最终只能动用政府财政。这是朝三暮四。
——核电不排放温室气体。去核电与碳中和不是自相矛盾吗?
△宣布碳中和的韩国、日本、中国三国都在运行核电站,都有理由,就是人口密度高。能源也一样,不提高密度就无法承受。核电是能源生产所需密度最高的。若要用太阳能满足国内全部电力需求,可能得把一个广域行政区整块铺满面板。这可能吗?只能选择高密度电源。当然,并非完全没有办法。如果家家户户都安装太阳能面板,电费比现在多负担2~3倍而生活上毫无不满,或许可行。(去核电、去碳等)能源转换必须依循市场机制推进才能软着陆。
——理想的能源结构战略是什么?
△教科书里没有这种概念。要走能源结构之路,需考虑经济性等多个方面,但最终是社会共识问题,是国民愿承担多少能源成本的问题。德国国民经过社会共识程序,自愿同意了去核电方向。德国的电费体系中有“绿色定价(green pricing)”的概念,即让国民选择承担多少可再生能源成本的制度。我们的电费单上根本没有这项费用。
——对能源政策有何建议?
△历届政权都把能源领域紧紧攥在政府和公营企业手中。金大中政府时期电力产业结构改革之后,能源领域没有值得一提的创新。要说多缺乏创新,竟然把电动汽车称作能源新产业。至今还由韩电抄表员核查用电量,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而韩电的电网若与信息通信(IT)结合,可以提供无穷无尽的服务。所以KT甚至要求韩电开放电力零售业务。没有创新和效率,政府只一味高喊(去核电、扩大可再生能源)转换。能源安全不只是海外资源开发问题,还须有提高能源效率的创新相伴。/权久灿资深记者 chans@sedaily.com
<He is …>
1964年生于首尔,毕业于首尔大学资源工学系,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资源经济学博士学位。自1996年起任首尔大学工科大学教授,研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曾任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能源对策·产业分科专门委员、国民经济顾问会议委员、绿色增长委员会委员等,为政府能源与资源政策提供咨询。曾任世界能源经济学会副会长,后任韩国资源经济学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