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以批准国际劳工组织(ILO)核心公约为名,提交了工会法修正案。核心公约的批准以及为此修改工会法,其正当性在现实中也应得到认可。然而,本应具体审视与国内其他法律、制度的契合性以及社会、经济影响后再作决定,却省略了这一环节,仅作为批准公约的前置工作提交政府工会法修正案,这存在问题。若在未充分考虑我国劳资关系环境与生态特征的情况下接受ILO核心公约,对由此引发的副作用不能不抱有合理的问题意识。
更何况,劳动法领域近来的判例显示,法院无视合乎宪法的法令与制度所构筑的秩序,单方面宣示自身的正义,并强制其他国家机关遵从,甚至行使了远超司法界限的立法权。最近关于全教组韩国大法院的全员合议体判决等便是典型例证。法官的法之形成本应仅在法律规定相互矛盾时发挥作用,如今却越过了这一界限。这一系列情形导致劳方占优,劳资之间的对等性正在崩塌。当下现实是,面对工会罢工缺乏积极对抗手段的企业,为避免停工损失,甚至不得不接受工会的不当要求。应尽快通过制定明确且可预测的、规范劳资对等性的规则,阻止劳动问题的司法化。
本届政府在实现尊重劳动社会的基调下,高呼批准ILO核心公约等国际劳动标准即全球标准并努力予以满足,但对替代劳动、停工闭厂、占据职场等问题为何沉默、排除、回避,令人不解。正如要实现对等的劳资关系,力量均衡就必须对等,为在争议行为中使争议权与对抗权的天平取得平衡,有必要积极讨论替代劳动、停工闭厂、占据职场的立法改进。
改进这类不公正、不对称的法律与制度,确保劳资之间实质对等,正是确立合作型劳资关系的前提。正如劳动三权的保障在尊重宪法价值秩序的前提下保留给立法者,与争议权相对应的对抗权之规范也应视为保留给立法者,有必要在立法政策上积极讨论。应尽可能使劳资间的争议得以和平解决,从谈判开始到结束提升劳资谈判力的均衡度;而在争议行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法律与制度应予改进,使工会的集体行动权以及雇主的经营权都能得到和谐保障。若就此类法制的具体改进方向提出建议,则应为:争议行为期间允许替代劳动、全面禁止占据职场、合理改进停工闭厂。
此外,为防止劳资双方滥用权利,构建劳资共同以自律与责任为基础的合理劳资关系,有必要改进不当劳动行为制度,如新设工会的不当劳动行为、删除不当劳动行为的处罚条款等。应思考在劳资关系中是否有必要将不当劳动行为本身犯罪化并对行为人施以刑事处罚,这种规范方式是否真能稳定维持我国劳资关系秩序。对于作为确保不当劳动行为制度实效性手段的不当劳动行为犯罪化及刑事处罚主义是否为最佳选择这一根本问题,需要深刻反思。应营造对雇主以及工会同等适用不当劳动行为制度的法律与制度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