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是埃博拉、尼帕、非典、甲型H1N1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等新型传染病的最新版本,同时是与气候变化深度关联的现象。”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新冠肺炎)被认为是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因将蝙蝠、穿山甲等野生动物用作食用或药用,动物病毒传播至人类而引发的传染病。然而,“气候变化”与此有何关联?
森林砍伐、矿山开发、水坝建设、道路开通、新城建设、畜舍修建,摧毁了野生动物栖息的生境。这些破坏环境的行为也是引发气候危机的因素。随着栖息地和生态系统崩塌,物种多样性减少,原本通过多样生命链条的连接、使病原菌不至于集中于少数生物物种的“稀释效应”随之失效。这意味着生态系统越简单,病原体的扩散效应即传染性就越大。不仅如此。根据“斯德哥尔摩范式”理论,“当气候环境急剧变化时,病原体会打开一个易于寻找并攻占新宿主的‘病原体机会空间’”。病原菌在适应全球变暖的过程中,跨越人类体温37度这一屏障变得容易得多。变暖导致人类感染病原菌的易感性提高,这一点也是世界卫生组织承认的事实。
曾任韩国人权学会会长、国际特赦组织咨询委员等职的中坚人权学者、圣公会大学教授赵孝济以“人权之眼”审视气候危机与大流行。他指出,不只是热带夜里难以入睡的屋顶房、被冻害毁掉的果树种植才是气候危机所致,就连哮喘加重的孩子的咳嗽声中也有其影响。与许多气候危机书籍依托可靠科学信息与统计数据切入不同,本书以人类具体的经验与认知、社会与政治问题为中心加以照察,这正是它的特别意义。
作者首先通过新冠疫情指出,气候危机正隐秘地连接着表面上看似无关的各种现象,并影响整个人类社会;他从根本上追问人为灾害所引发的大流行与气候变化,强调必须以“人权之眼”来看待。
“新冠肺炎显示,灾难看似‘普遍’发生,但其恶性影响却是‘差别性’的。对处于社会薄弱环节的阶层而言,新冠肺炎成为直接打击。病毒危机让我们深刻认识到灾难的社会维度,这一特征在气候危机中同样出现。”
作者强调应当宣告终结的“碳社会”,指的是“深度内化了碳资本主义逻辑与运作方式的高碳社会体制”,以及“由碳资本主义衍生的不平等在全球范围深深扎根的社会现实”。应对气候危机最终追求“碳排放归零”,但作者强调,“必须同时审视人类面临的巨大因果网络——环境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第六次大灭绝、包括肉食与粮食生产在内的食物问题、政治社会系统的风险等”,“如果只谈减碳与能源转型,或许会犯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
本书以人权的问题意识为基础,宣告“碳社会的终结”,并探寻五个问题的答案。气候问题应超越科学范式,突出不平等、性别、文化规范等社会维度来加以切入。作者主张,一旦开始追问气候危机所造成的人权侵害责任,那么对温室气体排放监管义务的放弃,就可以从“生态灭绝(Ecocide)”犯罪的角度来处理。本书超越气候变暖,动用“地球加热化”“地球高温化”等表述,甚至将气候危机称为“气候紧急状态”。其用意在于让人们自觉:我们当下经历的新冠危机的根源,潜藏着气候变化这一更大的问题。2.5万韩元。 /记者 赵尚仁 ccsi@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