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1-23 | 오현환 논설위원

“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是长期执政手段……破坏制衡的民主权力结构”[清论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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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公调处)处长候选人推荐委员会因未能找到共识而一度走向破局,但决定先重新召开会议进行讨论。不过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打算强行推动修改公调处法,以取消野党的否决权。即本月底在国会法制司法委员会处理公调处法修正案,并于下月2日在全体会议上通过。国民力量党和国民党等野党阵营正在谋求共同斗争,以阻止公调处法的恶性修改。在此期间,韩国法务部长官秋美爱为阻止检方对权力腐败的调查,正试图对检察总长尹锡悦进行面对面监察。成均馆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池成佑23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强调:“公调处与宪法原则正面冲突,将彻底摧毁以制衡原理为基础的民主主义权力体系。”他表示不仅要阻止公调处法修正案通过,还应阻止公调处本身挂牌成立。记者走访了他位于成均馆大学首尔校区的研究室,听取了他对设立公调处问题以及韩国法务部与检方冲突的看法。

成均馆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池成佑23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强调:“公调处与宪法原则正面冲突,将彻底摧毁以制衡原理为基础的民主主义权力体系。”他表示应阻止公调处本身挂牌成立。 /记者成亨周 -由7人组成的公调处处长候选人推荐委员会须获6人以上赞成方可议决,因此野党方面的2名推荐委员反对就无法推荐候选人。但执政党正试图朝取消野党对公调处处长推荐的否决权方向修改公调处法。

△执政阵营似乎判断,只有务必通过公调处,才能维持政权并图谋长期执政。公调处可通过案件移送要求权,把检方和警方正在调查的权力腐败案件拿走并掩盖掉。执政阵营去年强行推动以引入联动型比例代表制为核心的选举法修改,实际上也是为了公调处的成立,即培养正义党等进步倾向政党,使公调处处长推荐不受阻碍。如同漏斗一样,一切都归结于公调处。执政阵营比我们想象的要缜密和巧妙得多。

-如果公调处就这样成立,会带来什么影响?

△首先约5000至6000名法官、检察官可能成为公调处的目标。法官或检察官无法正常作出判决或进行调查的情形将比比皆是。虽说公调处的调查对象包括将官、高级公务员、国会议员、青瓦台幕僚等不足1万人,但公调处很可能把重要案件、尤其是政治案件拿去处理。公调处比检方更不受控制,因此与民主主义原则即权力分立正面相悖。公调处还可能扮演类似南越灭亡时北越派出的恐怖分子那样的消极角色。从北越南下的数千名恐怖分子无差别地对南越的新闻工作者、教授、政治家、行政官员及其家属实施恐怖袭击,这些人随即离开国家,南越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崩溃了。

-您认为执政阵营为何执着于公调处?

△向韩国宪法法院提起的与检方相关的诉讼,大多是对检察官不起诉或缓起诉处分提出质疑。此外,检方内部针对办案检察官提出的申诉受理或监察要求等问题也很多。这些今后都可能移交给公调处。那么公调处就可以随意挑选这些案件,几乎对所有检察官施加羞辱并予以起诉。也许在公调处成立6个月内,检察官中会有100至200人辞职。而且我认为公调处组织中约一半很可能由政权偏好的特定律师团体出身者填充。律师一旦成为公调处检察官,其身价可能翻数倍。

-秋长官领导的韩国法务部提出要对尹总长进行面对面监察。

△执政阵营越是打压尹总长,尹总长的大众人气就越高,但野党越会因此而衰亡。另外,韩国法务部即使不能让尹总长下台,也可以将其排除职务。那样尹总长只能承受,如果明年1月左右再进行检方人事大换血,他可能成为“植物总长”。如果在国会未能阻止公调处法修正案通过,检方内部有可能出现分裂。

-由李性尹地检长领导的首尔中央地检,将有人以“核电审计时滥用职权”为由告发监查院长崔在亨的案件分配给了公共调查部。

△提交给检方的与月城核电1号机相关的韩国监查院报告书写得极为精细,只要把名称改为起诉书就可以起诉。执政阵营不会坐视不管。公调处一旦成立,有可能首先试图传唤崔院长和尹总长。

-有不少人指出秋长官滥用了对检方的调查指挥权、监察权和人事权。

△依法定组织体系,检察总长应受韩国法务部长官之命。但那是行政命令,调查则规定为独立进行。组织上是上下关系,实质上是对等关系。秋长官本应尽可能避免行使调查指挥权,却抓住一点小把柄就动用。而且在卢武铉政府时期这与政府政策方向有关,而这次则为保护政府核心要职而被肆意滥用。人事应按赏罚分明原则进行,但整体评价是秋长官排除检察总长,为把自己的人前置布局而偏向行事。监察权也应在职务出现问题时有限行使。但对尹总长的监察是妨碍和干涉其正常履职,看不出是正常的职务监察。

-您认为维护检方政治中立性和独立性的方案是什么?

△应从宪法上的权力分立层面寻找确保检方中立性、独立性的方案。过度强调检方的中立性和独立性,可能破坏国家机关的整体协调;而检方若依附于政权,就无法正常办案。应在适当水平上实现相互制衡与监督,同时相较其他权力机关,要确实保障其中立与独立性。一般行政组织通常由财政权和人事权构成,但检方并非耗费大量预算的地方,因此由韩国法务部行使财政权也没有大问题。重要的是人事权。此前韩国法务部长官听取检察总长意见并与青瓦台协商后进行检方人事,这一传统这次被彻底打破。为保障检方独立性,把人事权交给检察总长是正确的。有必要在法律上加以调整,使韩国法务部长官能在检方人事出错时发挥提出异议的作用。调查指挥权仍可由韩国法务部长官行使,但应配备征求委员会或协商体等咨询或意见的制衡装置。

-您如何看待文在寅政府强力推进的检警调查权调整?

△方向应是缩减检方权限,但为防止国民基本权被削弱,有必要对令状申请和调查终结权加以补充。目前警方申请的令状约有一半被检方过滤掉,若全部交给警方将难以控制。即使把令状申请权交给警方,也应给得非常有限。若调查终结权移交警方,终结处理不到位,随时可以重新翻出来调查,可能对国民基本权造成巨大侵害。有必要把调查终结权留给人数较少的检方,并让检方控制警方的调查。

-有主张认为针对新闻媒体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存在很高的违宪嫌疑。

△政府为保护中小企业等而仅在承包法等极少数法律中引入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若在Commercial Act中作出规定,扩大到包括新闻媒体在内的所有企业并课以5倍赔偿,显然违宪。首先违反宪法上的平等权。第二,也违背只按过错程度作金钱赔偿的民法。第三,侵害宪法上的言论自由。第四,海外也完全没有类似案例。在我国讨论这种法案本身就非常可耻。

-据说英美法系国家大量引入了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

△英美式是以民事代替刑罚处理名誉损害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目前不仅通过谎言造成的名誉损害,即使是指明事实的名誉损害(为公共利益时除外),也既可刑事处罚又可要求一般损害赔偿。在严厉刑罚之上再课以惩罚性损害赔偿,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反宪法制度。

-您如何评价文在寅政府的整体国政运营?

△无论哪个政党执政,国家长期朝好方向发展才重要。但现政府似乎过度执着于政权再创造。因此在房地产大乱、过度税负、财政赤字、青年失业等经济领域引发了极大混乱,导致一片哀鸿。我在德国留学时曾在现场关注过进步的格哈德·施罗德政府。即使那些曾支撑政权的劳动者走上柏林广场要推翻施罗德政府,他仍然推行了养老金和劳动改革。时任总理施罗德此后失去政权,但被评价为成为使德国20年间富强的源泉。现政府也有必要拥有这样大胆而持久的国家运营哲学。

/论说委员吴贤焕 hhoh@sedaily.com

<He is…>

1969年出生于忠北清原郡,毕业于成均馆大学法学系,在德国曼海姆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广播委员会研究委员、檀国大学法学系教授兼媒体中心主任,现任成均馆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曾任新闻仲裁委员、韩国政治传播学会会长。现担任韩国民主宪法研究会会长、韩国信息媒体法学会会长、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Commission委员等。2020年获得铁牛言论法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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