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国内经济学者最大规模的团体韩国经济学会上,有观点提出,为提高增长潜力并维持国际竞争力,应大幅下调企业所得税。同时还有警告称,若扩张性财政政策持续下去,最终将导致国家信誉度下降。
在韩国经济学会20日以“提高增长潜力与改善分配的财政作用”为主题举办的研讨会上,与会者对现政府的税收政策和财政政策提出了严厉批评。有观点指出,政府为振兴经济而扩大紧急灾难补助金等转移支出,但实际上几乎没有效果,而以缓解收入不平等为名的增税反而可能恶化不平等。
汉阳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李英表示:“作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企业所得税率较低的国家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倾向。”对各国税收结构与增长、分配进行实证分析的李教授接着强调:“多数国家的企业所得税率已进入长期下降趋势,企业所得税收入比重也在降低,而韩国却相当高”,“为维持增长与国际竞争力,应下调企业所得税率”。
首尔大学经济学部教授金昭荣发表研究结果称,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形势下,政府支出的财政乘数可能比平时更低,并对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表示担忧。财政乘数是表示政府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加规模相关关系的指标,若乘数为1,则可视为政府增加财政支出的规模等于GDP的增加额。金教授推算韩国的财政乘数为0.6~0.7。这意味着政府即便花费1万亿韩元,GDP也仅增加6000亿~7000亿韩元。分析认为,近期COVID-19在需求、供给乃至心理等多方面给经济活动造成困难的情况下,政府的财政乘数可能进一步下降。
还有观点指出,政府发行国债在长期内可能对国家经济造成不良影响。政府实施扩张财政政策时筹措财源的方式有税收和发行国债两种。税收本身的征收就可能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因此短期效果可能较差;而发行国债会给国家带来负担,长期来看可能成为问题。金教授认为,通过发行国债使GDP提高0.1~0.2%,5年后负债占GDP的比率将上升1%。相较于GDP的提升效果,国家债务增加了5~10倍。
问题在于,现政府在应对COVID-19的过程中正在增加国债发行。政府今年编制了四次追加更正预算案,发行了超过100万亿韩元的赤字国债。由此国家债务膨胀至历史最高规模的800亿韩元水平。金教授表示:“应注意到,国家债务若持续增加,可能带来利率上升、国家信誉度下降、国家债务利息负担加重等长期不良影响。”
曾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委员的韩国开发研究院(KDI)国际政策研究生院教授赵东哲也指出,财政政策效果是短期的。他解释称,即便是可持续的国家债务水平,规模一旦扩大,也可能在面对意外冲击时变得脆弱。赵教授批评称:“财政政策效果是短期的,最终会增加国家债务”,“认为哪怕造成财政赤字也要刺激经济、由此税收就会增加并维持财政健全性,这是极其危险的主张。”
当天的论坛上还有研究结果指出,政府的增税政策可能加剧收入不平等。分析认为,政府的增税政策短期内可能有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但长期可能带来相反效果。首尔市立大学教授宋宪在表示:“税收负担增加后,贫困父母会减少对子女的投资,从而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负面影响,收入不平等可能因此加剧”,“与其增税,更应加强贫困父母投资子女所需的金融市场可及性。”
宋教授通过分析1990年代以后各届政权的家庭收入变动系数走势加以证明。变动系数上升可推断为收入不平等加剧,除因外汇危机导致变动系数骤升的金大中政府外,推进增税的卢武铉政府与朴槿惠政府时期变动系数均有上升。卢武铉政府新设了综合不动产税,朴槿惠政府则下调劳动所得税最高税率区间并新增税级,推行了增税政策。宋教授表示:“增税能改善收入不平等这一点需要重新思考”,“近期围绕不动产税制存在增税争议,政策负责人应展现出从长期视角加以考量的姿态。”
李教授强调,应将企业所得税率维持在保持国际竞争力的水平。他指出,在全球企业所得税下降的趋势中,唯有韩国上调了企业所得税率。韩国曾是企业所得税率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水平的国家,但自2018年以后成为高于平均水平的国家。他主张,若要改善收入分配,不应上调企业所得税,而应加强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李教授表示:“在我国的税收结构中,国民负担率为20%后段,仍处于较低水平”,“为改善税收结构,提高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负担金是可取的。”/记者 孙澈、赵知源 runiron@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