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1-16 | 윤종열 기자

[全文]李在明:“欢迎下调法定最高利率…要救百姓须进一步降低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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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畿道知事李在明16日就共同民主党与政府决定将法定最高利率由现行年24%下调至20%的方针表示,“这是进步,值得欢迎,但要让经济活起来、让百姓活下去、让国家活起来,贷款利率还应进一步下调”。

李知事当天在脸书上强调,“不劳动却榨取劳动者成果的高利贷,对健全的市场经济发展绝非可取”,“为阻止非法私人借贷市场的非人道榨取,应使非法放贷无效化;若要依据包容性金融原理保障所有人的金融基本权,就应迈向‘基本贷款’”。

此前他一直主张,应将贷款业者的法定最高利率限制在年10%,部分未偿还造成的损失(最高10%)由国家承担,从而引入任何人都能以低利率获得长期贷款的基本贷款。

李知事还反驳了对下调法定最高利率将引发非法私人金融使用等副作用的担忧。

他主张,“有人说下调最高利率会带来非法私人借贷市场的弊害,但国家没有必要保护非法行为”,“违反利息限制法的贷款属违法,应不允许返还利息或本息(德国或日本),这样一来,正如禁止返还娱乐场所预付金后预付金消失一样,非法私人借贷也会像烟一样消散”。

他又表示,“认为下调利率和禁止非法放贷会堵住需要用钱的百姓贷款之路的说法也不正确”,“使用最高24%高利贷的约200万人平均贷款额约为800万韩元,平均利率在20%上下,若向包括他们在内的全体国民提供最高1000万韩元、年利率2%左右的长期贷款机会,将损失按年度分摊,每年的负担额并不大”。

李知事称,“在增长率达10%的朴正熙时代,最高利率也只有25%,而在增长率仅为0%的时代却允许高达增长率20倍以上的24%或20%,令人怀疑这是否是文明国家”,“在货币发行权的源泉是国家权力即国民的时代,依据国民主权原理,国家信用利益理应不只由少数富人、而是连多数穷人也能‘哪怕部分地’享有”。 /尹钟烈记者 yjyun@sedaily.com

<以下为李知事社交媒体全文>

欢迎利率下调4个百分点……应进一步下调利率、使非法私人借贷无效、迈向基本贷款。

政治就是让国民在安全(安保)且公正的环境(秩序)中生活得更好(民生),而民生的核心正是吃饭生存问题,即经济。

我们在人权与自由等政治基本权之上,也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福利这类为了有尊严生活的社会基本权,但现在应当关注与提高了的生产力相称的、过上最低限度富足生活的经济基本权。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承认人的欲望,但要求欲望的实现经过公正合理的竞争过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与共产主义的制度竞争中获胜,但因无限竞争和赢者通吃带来的极端不平等与差距,持续增长正变得困难。

在由供给与需求两个轮子驱动的市场经济中,技术革新、资本积累以及劳动质量提升使供给能力最大化,但随着劳动的生产贡献度和劳动收入分配率下降,家庭收入与消费萎缩,于是遭遇了供给能力提升反而阻碍经济增长的悖论。

政府通过财政与金融介入市场、调节经济,但近来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局限日益明显。

为克服财政政策的局限,通过发行国债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全球趋势,但由于沉溺于“财政均衡论”神话的官僚以及因扩张性财政政策受损的经济既得利益者的抵抗,扩张性财政政策显现出局限。

金融政策同样未能发挥应有功能。金融政策比起履行资金良性循环这一公共目的,更偏重收益最大化,并按信用度对客户分类管理,于是需要钱的人借不到,能借的人不需要借,即便利率变成负值,钱也不流通,经济也无法复苏。

我们把所有人视为共同体的单一成员,认为医疗支出少的富人缴纳更多保险费、更易患病的穷人缴纳更少是理所当然的,对中小企业和小工商业者比对大企业更加优待,税收也由富人多缴。

所有政策都贯彻抑强扶弱、下厚上薄,唯独在金融领域,适者生存论被完美贯彻。对富人以更低利率借出更多,却连借款机会都不给穷人,或让其付出高得多的代价(利息),于是金融利益被垄断,导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按经济能力将人分级、让穷人全部承担其他穷人信用风险的信用等级制度(把低信用者的逾期债务负担转嫁给诚实还款的其他低信用者,类似朝鲜时代的邻征、族征),也少有人对此提出疑问。

在个人资产(黄金)是信用源泉的时代,按信用度区别对待或许理所当然,但在货币发行权的源泉是国家权力即国民的时代,依据国民主权原理,国家信用利益理应不只由少数富人、而是连多数穷人也能“哪怕部分地”享有。这正是全球正在讨论的包容性金融。

在增长率达10%的朴正熙时代,最高利率也只有25%,而在增长率仅为0%的时代却允许高达增长率20倍以上的24%或20%,令人怀疑这是否是文明国家。最高利率即便10%也过高。

有人说下调最高利率会带来非法私人借贷市场的弊害,但国家没有必要保护非法行为。

违反利息限制法的贷款属违法,应不允许返还利息或本息(德国或日本),这样一来,正如禁止返还娱乐场所预付金后预付金消失一样,非法私人借贷也会像烟一样消散。

认为下调利率和禁止非法放贷会堵住需要用钱的百姓贷款之路的说法也不正确。

使用最高24%高利贷的约200万人平均贷款额约为800万韩元,平均利率在20%上下。若向包括他们在内的全体国民提供最高1千万韩元、年利率2%左右的长期贷款机会,将损失按年度分摊,每年的负担额并不大。

在福利与贷款之间,还存在第三种形态的“福利型贷款”或“贷款型福利”。

如果连1千万韩元的低息贷款都还不上,终究会成为福利对象,因此仅以财政承担部分未偿还额的贷款福利,其财政效率反而高于无偿福利。这也是让包括低信用者在内的全体国民获得金融接入权的包容性金融手段。

有人担忧道德风险,但这同样是多余的忧虑。

不是数亿韩元而只是1千万韩元,没有人在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还甘愿被列入信用不良、放弃经济活动去赖账。道德风险在高额贷款中或许存在,但在比较制裁与收益后,1千万韩元左右的小额贷款并不成问题。

缓解当前结构性低增长根源——需求不足问题、从而使经济复苏的方案之一,是通过增加可支配收入来扩充消费。

正如“限期地方货币”式基本收入超越福利而成为经济政策一样,向需要钱的地方供给长期低息资金的基本贷款,是缓解百姓金融负担与收入两极化、同时救活经济的一石三鸟复合政策。

党政决定将最高利率从24%下调至20%。把要人命的高利率下调4个百分点,本身就是重大进步,值得欢迎。

但高利贷与赌博是国家衰亡的征兆之一。不劳动却榨取劳动者成果的高利贷,对健全的市场经济发展绝非可取。

要让经济活起来、让百姓活下去、让国家活起来,就应进一步下调贷款利率;为阻止非法私人借贷市场的非人道榨取,应使非法放贷无效化;若要依据包容性金融原理保障所有人的金融基本权,就应迈向基本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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