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1-16 | 김혜린 기자

[转盘]没有经济结构改革就没有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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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组织预测今年韩国经济增长率为-1%,韩国开发研究院预测为-1.1%。正如专家评价所言,去年2%的增长率中有1.5%来自政府财政投入效应,实际上仅增长了0.5%,在新冠疫情之前,韩国经济就已因错误政策而患上严重的基础性疾病。这是由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在国家层面实施并验证过效果的收入主导增长、以及个体经营者难以适应的最低工资急剧上涨等造成的。雪上加霜的是,新冠疫情令经济活动陷入瘫痪,国家负债的迅速增加使未来愈发黯淡。

主要发达国家在困境中仍在推进为后疫情时代第四次工业革命做准备的前瞻性结构转型。它们正加快推动将外迁的核心工厂迁回本国的回流(reshoring)、数字转型带来的价值创造战略、非接触与远程产业的准备、应对气候变化及低碳经济落地等。

相比之下,我们对后疫情时代的准备极为薄弱。文在寅政府正在推进“韩国版新政”。然而,正如打着烛光精神与公正旗号却暴露出曹国事件与权力私有化的真面目一样,韩国版新政只是旧政策的翻版,不过是一句简单口号。

当前政府应做的,不是强迫企业去做政府指定的事业领域,而应集中于营造让个人和企业拥有自主性、发挥创造力并进行新挑战的环境与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可举出三点。

第一,构建能够实现公平竞争的真正自由市场经济结构。在我国,政府与大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官治经济。政府掌握企业的生死大权,不按要求行事就送进监狱。而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则是丛林法则盛行的新自由主义世界。大企业的霸道行为、技术窃取、压低单价、内部利益输送始终未能根除。这种官治经济与新自由主义的最坏组合,正在蚕食我们的潜在增长率,是导致岗位无法创造的根本问题。彻底改革这一点,建立能够公平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结构,让中小创投企业仅凭实力就能成长为中坚企业和大企业,这正是我们必须进行的市场结构改革的核心。

第二,当新产业领域诞生时,政府和政治应做的是为新产业立足创造条件,说服受到损失的既有产业从业者,并投入财政构建社会安全网。

此前“Tada”的情况也是如此,本应允许其在受限条件下开展业务,并积极为受损的出租车司机创造生存条件,但发生的却是相反的事。今后政府和政治必须保持警惕,不要再发生这种掐断新产业萌芽的事情。

第三,必须废除不合理的规制。应从只允许法律明文规定事项的正面清单规制,转变为除法律禁止之外全部允许的负面清单规制。唯有如此,我国才能作为“创业国家”重新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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