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在Commercial Act修订问题上已基本确定,维持审计委员分离选举方式,但放宽最大股东及其特殊关系人3%的表决权限制,即考虑对最大股东与特殊关系人分别各认可3%表决权的方案。共同民主党将以党内“公正经济(企业监管)三法工作组”提出的上述建议案为基础,经党政青协商后制定最终方案。执政党意在以部分接纳经济界有关担忧外资投机资本攻击或经营权受侵害意见的方式,为强行推进企业监管三法寻找借口。
尽管执政党摆出退让一步的姿态,经济界仍批评这只是“徒有其表的让步”。即便按执政党方案对最大股东与特殊关系人分别适用3%表决权限制,控股股东可行使的持股虽略有增加,但几乎没有实效。以Samsung Electronics为例,即使分别适用“3%规则”,最大股东与特殊关系人、养老基金等合计的国内持股总表决权也仅为17.7%,远不及外国机构投资者的总表决权27.6%。即便分别适用,全体上市企业中可能暴露于经营权攻击风险的企业多达120家。难怪上市公司协议会发出担忧之声:“若强行推进企业监管法案,将引发相当于‘全租与月租大乱’级别的经营权纷争。”执政党还在考虑部分放宽多重代表诉讼制的要件,允许母公司的小股东也可对子公司高管提起诉讼。
韩国已设有信息披露制度、严厉的背信罪等密集监管,以防大股东专横。在全球经济战之中,各国都积极出手帮助本国企业,唯有我们却要用世界上难寻先例的监管法案给企业上枷锁。政府与执政党应撤回以“经济民主化”包装的监管三法,以亲市场政策培育企业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