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是全泰壹烈士逝世50周年。1948年出生的他若还健在,已年过七十,或许还有一位1998年出生的孙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危机时出生的98年生青年今年23岁,正是这位烈士自焚殉身的年纪。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明年2月大学毕业。如今正是撰写求职申请、四处面试的时节。然而四家大企业中有三家没有新增招聘计划,连递交申请的机会都消失了。四名青年中就有一人失业。毕业后未能找到工作的青年多达166万人(截至5月),为历史最高值。“哪怕收到一份不合格通知书也好”的叹息此起彼伏。
过去50年,我们的社会在剧变中实现了量与质的扩张。1970年仅250美元的人均国民收入,1988年跃升至4000美元,今年预计为3.1万美元。1988年以时薪462韩元起步的最低工资,今年已涨至8590韩元。首尔奥运会那年首次实施的最低工资,30余年间上涨超过18倍。
然而劳动市场却饱受严重两极分化与自我矛盾之苦。急于保住饭碗的工会利己主义,以及福利集中于大企业正式员工的双重结构是罪魁祸首。依托一旦雇用便难以解雇的劳动法,正式员工享受着高工资与就业稳定。即便是低绩效者也能撑到退休年龄,工资上涨的果实更是附赠。
40至50多岁的既有一代垄断优质岗位,代际矛盾日益加深。主要大企业所属的民主劳总下属金属工会会员中,50多岁者占比接近40%。仅现代汽车集团一家,5万余名会员中50多岁者就占到一半。
造船、流通、信息技术(IT)等整个产业活力下降,企业根本不敢考虑招聘新员工。在企业监管三法之外,还有劳动法等各类监管,企业不仅无法创造岗位,连明天都难以保证。更糟的是,政府与执政党正在加速推进明显会加剧青年失业困境的劳动法修正案。允许被解雇者或失业者加入工会的工会法,以及将退职金支付对象从在职1年以上放宽至1个月的退职给付保障法,本意都是保护经济弱者,却造就了剥夺青年应得机会的“善意悖论”。青年全泰壹以生命筑起“劳动者的围栏”,而这道围栏如今却排斥着以“98年生全泰壹”为象征的众多青年,形成了讽刺的局面。
在低增长时代,增加优质岗位并不容易。而且经济危机越是加深,受害的往往不是大企业与公共部门的劳动者,而是中小企业和非正式劳动者。这正是必须通过劳动市场灵活化重拾就业活力的原因,也是曾以“就业政府”自居的文在寅政府必须推进劳动改革的原因。相比右派政府,左派政府说服作为其支持基础的工会要容易得多。2002年启动的德国“哈茨改革”是成功劳动改革的代表案例,正是在左派社会民主党执政时期推进的。意大利2015年推行的强力劳动改革法案,也是由中间偏左的民主党籍总理主导。当然,在此过程中,占据劳动市场优越位置的既有一代的让步,须通过社会大妥协来实现。
埃里希·弗罗姆在《占有还是存在》中阐述:“一旦向新的方向迈出一步,下一步也将随之而来;若方向正确,那一步就意味着一切。”只有既有一代向新时代迈进,才能给我们的儿女带来“大韩民国还算个值得生活的国家”的希望。为了不让48年生全泰壹的呼喊终结于98年生全泰壹的呐喊,请成年人先迈出一步。 jminj@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