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当选第46任美国总统,外界高度关注此事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影响。预计拜登新政府在外交、安全、经济、通商等所有领域都将展现与特朗普政府不同的行事方式。由于拜登强调多边主义而非单边主义、重视同盟而非孤立,韩美关系与朝核问题等涉朝鲜半岛政策也预计出现相当大的变化。11日,记者会见了2013年5月至2017年7月约四年间担任国立外交院院长的韩国外国语大学讲座教授尹德敏,听取他对“拜登时代”美国政策方向及韩国应对战略的看法。尹前院长强调:“在连中国的经济都依赖美国的情况下,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安美经中’战略是无稽之谈”,“无论安全还是经济,都应以美国为优先。”他还提出:“如果文在寅政府坚持推进终战宣言之类的对朝政策,可能与拜登出现同床异梦的局面”,“不要只聚焦朝鲜问题,有必要从全球视角谋划外交安全战略。”
——拜登的胜选具有什么意义?
△在唐纳德·特朗普政府的四年里,美国的地位大幅下滑。特朗普总统把同盟折算成金钱、无视程序、试图通过首脑间对话解决问题的独特风格,使美国此前追求的国际关系一团糟。在这种情况下,拜登获胜,我认为美国抓住了重新成为世界领导者的机会。拜登政府上台时,背负着修复被搅乱的美国对外政策和网络的责任。
——拜登时代韩美关系预计将发生变化。
△一句话概括,美国将回归传统对外政策。拜登在担任参议员和巴拉克·奥巴马政府副总统时期强调的核心关键词只有两个,就是同盟与民主主义。因此在国际问题上,拜登政府很可能重视加强盟国间的团结。它将强调国际主义,采取与特朗普政府时期不同的路径。
——您认为与特朗普政府时期会有哪些差异?
△特朗普政府虽然要求韩国参与具有反中联合体性质的印太战略和四方安全对话(美日澳印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等,但并未强迫。甚至在韩国政府表示不参加安全合作机制、对制裁中国华为态度不积极的情况下,美国也像隔岸观火一样。这说明当时美国并未感受到同盟的重要性。但拜登政府重视同盟网络和民主主义的团结,很有可能要求韩国等盟国承担相称的角色。
——意思是美国的压力可能加大?
△2013年拜登以副总统身份访问韩国时,曾拜会朴槿惠总统并强调“押注于与美国对立并不是好的押注”。由此看来,很可能出现韩国必须明确表态的局面。因此我们必须思考要采取什么立场。不要像现在这样把外交安全战略的焦点只放在朝鲜问题上,而需要从全球视角切入。美国越关心同盟,对韩国本应是好事,但我担心现政府会把它当作负担。
——有观点认为,在拜登政府时期,四方安全对话等反中协商机制会萎缩。
△不会如此。相反扩大的可能性更高。已中断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即使不会急速推进,也很可能重启。拜登在美国媒体的投稿中表示,将在就任首年举办“民主峰会”。即团结世界各民主国家,强化民主体制,并与背离民主的国家对抗,意味着构建新的反中战线。韩国的外交政策也应随美国的变化而重置,需要根据变化了的环境重新定义外交政策。
——外交政策的重置,即重新整备需要什么?
△首先,迫切需要在外交安全团队中构建能与拜登政府沟通的网络。目前被点名的拜登政府外交安全阵容大多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人士。但与他们共同商讨过议题的外交部对美线人员,大多在文在寅政府时期消失了。可以说,能与拜登政府对接的网络已经不存在。不应以“北美黑帮”之类的意识形态标准评价外交官。应懂得善用与意识形态无关、具备专业性的外交官僚群体。应尽快启用熟悉拜登一方人士的外交官,重组外交安全团队。与此同时,韩国政府积极参与并争取主办拜登推动的民主峰会等,也可以是好办法。
——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做选择并不容易。
△韩国战争之后70年间,韩国能够制衡周边列强势力并实现工业化和民主化,不管别人怎么说,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起了很大作用。有人说中国经济崛起,中国是大势所趋。那么美国的国防和经济衰退了吗?美国对朝鲜半岛没有领土野心。美国与古罗马类似,在周边地区制造均衡,让各方相互制衡。在东亚,美国试图在中国、俄罗斯、日本之间制造均衡以实现制衡。
——在这种环境下,韩国应作出什么选择?
△有人把“安美经中”当作韩国的生存智慧来主张。意思是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按议题分别应对,但有必要想想中国的经济又依赖谁。美国的比重很大。中国也在美国此前构建的全球价值链中获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谈安美经中吗?那是无稽之谈。连中国都为了经济增长而依赖美国。这就是我们无论安全还是经济都应以美国为优先的理由。
——但中国在朝核问题等方面不是能发挥重要作用吗?
△中国是为解决朝鲜问题而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友好关系的周边国家,在经济层面也是需要维持良好关系的重要国家。从这个角度看,与中国等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关系是必要的。但没有任何国家能替代美国。无论安全还是经济,美国都是我们唯一的同盟。人们谈论在美中之间的均衡外交,但这种模糊地按议题分别应对的时期已经过去。摆脱中立、灰色地带,必须选择一方的时候正在临近。
——在对朝鲜问题的视角上,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的差异恐怕也很大。
△朝鲜核问题极为复杂。它是一种军备控制谈判,技术层面等难题很多。即便一步一步推进也难以找到解决方案,而特朗普总统想得过于简单。他采取重视首脑间对话的自上而下方式。但结果如何?过去三年,导弹和核弹头一个都没减少,反而增加了。与特朗普不同,拜登是处理外交问题数十年的专家。在担任参议院外交委员长和副总统期间,他对朝核问题也做过研究。他很可能从工作会谈开始,以细致的自下而上方式推进。此前拜登一有机会就强调,要把全权交给谈判者。特别是他认为,如果实现朝鲜无核化,终战宣言会自然随之而来。必须先实现朝鲜无核化,才能进入包括经济合作在内的下一阶段。
——文在寅政府似乎仍未放弃对终战宣言的执念。
△终战宣言是卢武铉政府时期在10·4南北首脑会谈共同宣言中我们首次提出的想法,但因朝鲜兴趣不大而不了了之。美国也没有关注。在这种情况下,文在寅政府重新点燃终战宣言,可判断为是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定制式接近。对关心诺贝尔和平奖的特朗普总统而言,终战宣言应是颇具吸引力的提议。看来文在寅政府认为,如果特朗普连任成功,就能以终战宣言为媒介继续推动他,因此进行了推销。如果青瓦台放不下对终战宣言的执念,坚持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对朝政策,就可能与拜登出现同床异梦的局面。那样我们会陷入相当尴尬的处境。
——在经济层面,美中矛盾对韩国企业和产业既可能是机会也可能是危机。
△事实上,在汽车、电子等主力产业上中国几乎追上甚至超越韩国的情况下,美中矛盾的爆发让我们得以喘息。原先使用中国企业电池的美国汽车企业转向韩国产品,华为动摇使韩国信息技术(IT)企业获得反射利益。在美中矛盾中,趁中国企业放缓之际,我们迎来了再次拉开差距的转危为机的机会。如果尽快制定中长期对策,就能在硬件层面抢占构建数字平台的有利高地。为此应摒弃对中国的低姿态,开展堂堂正正表明我们立场的经济外交。但如果不能明智应对,也可能成为危机。
/林锡勋 论说委员 shim@se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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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出生于首尔,毕业于徐罗伐高中和韩国外国语大学政治外交学系。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在日本庆应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曾任南北高级别会谈特别咨询委员和外交安保研究院教授。历任国立外交院安保统一研究部部长,并在朴槿惠政府时期担任国立外交院院长四年多。现为韩国外国语大学讲座教授,任教于大学讲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