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1-10 | 고광본 기자

[转盘]“让政府出资研究所重拾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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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以来,有两大议题一举吞没了韩国大大小小的话题。那就是日本针对材料、零部件、装备的出口管制,以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新冠肺炎)。此外,围绕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数据大坝、网络、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技术的国家级应对需求也在提高。放射线、塑料、能源、二氧化碳等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解决同样迫切。解开这些仍在进行中的课题的钥匙,最终掌握在科学技术手中。

政府出资研究机构是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为履行开发并提供企业所需技术的使命,在与发达国家无法相比的恶劣条件下建立的。到了80年代,在国内取得硕士学位的理工科英才赴海外留学后归国,进入出资研究机构和高校,研发由此加速。凭借对出资研究机构的全面信任与支持,设计了浦项制铁,并取得了半导体技术开发等国家所需的重大成果,成功向产业界转移。

然而到了1990年,随着高校与产业界自身具备研究能力并占据国家研发的相当部分,出资研究机构的身份认同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此后因外汇危机,出资研究机构被强制结构调整,其国家研发活动大幅萎缩。

针对使用全国研发事业费30%的出资研究机构的批评可归纳为几点:研究经费投入与成果不相称、生产率低的重复研究、国家问题解决能力不足等,整体竞争力薄弱。

但即便存在这些问题,出资研究机构的优势依然明显。涵盖多个领域的1万余名博士级研究员集中在大田大德园区,便于开展融合研究,研究基础设施完备,能够进行国家应当负责领域所需的新研发。

近来,所有出资研究机构都重新确定了各自的角色与责任,并完成了体系化履行国家使命的准备。研究人员自身必须变革的积极认识转变也在扩散。今后出资研究机构应使每位研究员具备专业意识,发现并解决新问题,追求“先行者”型研究,成为将研究成果回馈国民与社会的研究所,前瞻性地支撑国家所需技术。

25家出资研究机构的历史略有不同,但平均超过40年,也有超过50年的机构。如今已进入壮年期。本应展现稳健与厚重的时期,却仍在外部风浪中左右摇摆。如果政府保障出资研究机构自主的研究环境,如果国民的信任得到保证,出资研究机构必将为韩国的可持续发展竭尽全力。让我们再次对为新飞跃而革新的出资研究机构寄予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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