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3日,国会企划财政委员会全体会议现场。副总理兼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洪楠基在第一个提问开始的瞬间似有决意地公开了递交辞呈一事,会场顿时一片寂静。作为首位提问者、就大股东认定标准的讨论结果发问并得到“维持10亿韩元”答复的共同民主党议员郑一荣,在洪副总理口中说出“辞职书”一词时瞪大双眼、一脸难以置信,并表示“既惊讶又惋惜”。
虽然文在寅总统再次表示信任、辞意被当即驳回,但辞呈风波带来的余震仍在持续。主流解读认为,洪副总理公开表明辞意,蕴含着官僚体系在此前灾难支援金、追加更正预算案等重大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长期被压制而发出的抗议信号。尤其大股东认定标准放宽,似乎是促使洪副总理宣泄长期压抑不满的决定性“一击”。
◇政府:“两年前已反映进法律……这已超出个人主张层面”
从政府立场看,放宽大股东认定标准是两年前通过修订施行令就早已了结的事项。这是2017年税法修正案中包含的内容,经国会讨论程序后反映进施行令,因此政府认为其性质与围绕紧急灾难支援金、大学学费返还等的讨论有所不同。也就是说,这已超出个人主张层面,是经过与国会的程序、通过法律体系加以规定的事项。洪副总理在表明辞意时称“这是无法忍受当作什么都没发生就过去的状况”,据分析也是出自同一脉络。
洪副总理实际上在过去两个月间持续强调“改变两年前经党政协商确定的政府方针,可能损害政策一贯性”。其理由在于,若推翻政府与国会共同讨论并已执行的政策决定、放弃一贯性,不仅可能加剧市场混乱,还会引发担忧:其他事项是否也可随时因利益相关方的声音而翻掌即变。
◇从紧急灾难支援金发放范围到全民通信费补贴
目前经济政策主导权实际上已转移至民主党手中。此前在紧急灾难支援金全民发放、大学学费返还、财政准则引入等过程中,洪副总理也曾多次与执政党发生冲突。围绕第一次紧急灾难支援金的发放范围,他曾与执政党对立,但最终从政府原案的50%按执政党要求扩大至70%,随后又转向全民发放,即为典型一例。据悉,当时洪副总理在总理公馆举行的非公开党政青会议上,面对主张一律发放的执政党与青瓦台的压力,曾表示“至少要把(反对)意见留在记录上”。
此外,还曾有民主党前代表李海瓒在接到洪副总理关于难以大幅增加第二次追加更正预算规模的意见后、甚至提及罢免洪副总理的事例。洪副总理在此事被媒体报道的次日深夜通过自己的脸书写道:“政府的追加更正预算案是在综合考虑财政支撑能力等因素后决定并提交的”,“现在我们都不仅需要热的心,也需要冷的头脑”。官场上一度有解读认为,这番话是针对李代表而发。
将2023年引入的股票转让所得税扣除限额从2000万韩元上调至5000万韩元,也是在顾及“东学蚂蚁”的文在寅总统发言之后。本月初企划财政部公布的财政准则因执政党施压而推迟,能否在国会通过也不确定。通过第四次追加更正预算发放的第二次紧急灾难支援金,也曾多次以财政问题为由划清界限称“并未在考虑”,但在政界要求下最终决定发放。尤其全民通信费补贴,完全是由政界影响力决定的事项。
◇“政界只做摘樱桃……我当初为何要做公务员” 世宗官场陷无力感
由于政界介入日渐频繁,官僚体系陷入无力感的氛围。本月初,世宗市官场因韩国企划财政部预算室一名事务官近期因脑梗塞倒下的消息而骚动。因为仅在两年前,也曾有预算室书记官为应对预算案审议而在国会待命时因脑出血倒下的事例。59年来首次编制四次追加更正预算案,世宗官场已在极高强度的工作中疲惫不堪。近期转投律师事务所的一名经济部门官员这样描述气氛:“繁重的工作强度尚能忍受,但青瓦台和政界的压力会让人想‘我当初为何要做公务员’。”另一位匿名政府人士表示:“把政策之类的东西拿到党那里,就被用红笔一划一划地要求删掉,这么一来核心内容常常就消失了,而好的东西又由(国会)发布出去”,“现在甚至让人感觉青瓦台也在后退一步”。也就是说,执政党对财政、房地产、金融税制、内需刺激等舆论敏感的政策进行“摘樱桃”(只挑好的),而由结果引发的批评与责任则落在官僚身上。首尔大学行政学系教授琴炫燮指出:“与过去相比汝矣岛(政界)的力量变大,行政部门又迁往世宗市,才形成了当下这种局面”,“首先,从对官僚体系的管理层面看,应从减少要求公务员前往国会汇报开始”。/世宗=河正妍记者 ellenaha@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