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影响,预计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中有半数以上无法找到工作。韩国经济研究院实施的“大学生就业认知度调查”结果显示,今年预计就业率仅为44.5%。在此背景下,每年保持80%左右高就业率的韩国理工学院(Korea Polytechnics)再次受到关注。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站在职业教育最前线的韩国理工学院理事长,正是被称为劳动界“传奇”的前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委员长李锡行。
李理事长4日在韩国理工学院仁川校区第6技术馆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培养在全球市场进行无限竞争的企业所需要的人才,企业积极录用接受了优质职业教育的人力,从而构建职业教育与就业的良性循环,以此缓解青年失业难题,这正是我所认为的劳动市场创新。”关于劳动运动的方向,他表示:“即便在担任民主劳总委员长时期,我也一贯强调劳资政对话的必要性。无论是企业还是工会,只要有信心,随时都可以对话。”他接着指出:“随着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到来和COVID-19的冲击,产业结构正在急剧变化,劳资政应当共同商讨,认真思考如何寻找未来的发展产业。”“作为劳动者代表机构的工会承担着社会责任,只有忠实履行这一责任,才能找到其存在意义。”
——过去从事劳动运动时与现在的教育现场似乎差别很大。
△我从工业高中毕业后,以兵役特例身份进入大同重工业,做过技术工人。1977年我的日薪是770韩元,而通过一般招聘进厂的其他员工大约拿1000韩元。在待遇上,办公室职员与生产岗位的差距也很大。甚至连办公室职员和生产工人就餐的食堂都是分开的。由于待遇太差,我们组建了工会,为了向公司反映兵役特例员工的困难,我做了代表委员,后来还参选工会委员长,运气不错当选了。从那时起,近30年间我从事劳动运动,一直走在为劳动者福利努力的道路上。转到韩国理工学院之后,我感觉又回到了现场。年轻时在工厂工作所经历的教育与现场脱节的遗憾,对我确定方向帮助很大。
——教育与生产现场的差距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
△前年访问德国时,职业教育大学与企业有机协作的情形令我印象深刻。当时见到的德国工商会议所人士问我:“我无法理解韩国的教育。你们按自己的想法培养人,然后让企业去挑选,这说得通吗?”据说德国是通过劳资政合作构建可实现职业培训的体系。
——请详细介绍一下德国的劳资政合作模式。
△去年6月,德国作为“劳动4.0”实施项目推出了“国家持续培训战略”。包括德国最大工会金属工会在内,德国联邦劳动社会部、联邦教育部、工商会议所等17个劳资政团体携手合作。核心在于通过职业培训提高应对数字化带来的产业结构及劳动市场变化的能力。教育部开发数字职业教育平台,劳动社会部和工商会议所制定评价认证方案。工会则为提高职业培训效率,提出能够提升会员参与率的多种方案。被我国劳动界视为理想工会的德国金属工会,似乎正是在劳资政紧密合作的基础上才取得了成果。
——国内的“岗位错配”是否已相当严重?
△我经常有机会走访企业,同一家厂区隔一个月再去,就能真切感到现场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在全球无限竞争时代生存下来,企业在激烈挣扎。按照企业需要的条件定制化供给人才本应是教育机构的职责,但我怀疑我们是否真正做到了。企业现场日新月异,而职业教育方式还和十多年前一样。实际上与企业经营者见面时,他们说大学毕业生无法直接使用,希望我们培养能够立刻上岗的人力。像过去那样让人穿满是油污的工作服去干活,现在绝对没人愿意。这正是焊接、电镀、铸造等“3D”行业招不到人,只能雇用外籍劳动者的原因。不过最近现场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智能工厂”的普及,环境变得更加清洁、安全。也就是说,系着领带做焊接的时代要来了。应顺应这一趋势,朝培养高级技术人力的方向发展。企业积极录用接受了优质职业教育的人力,从而消除岗位错配,让年轻人获得稳定且面向未来的职业,这就是劳动市场的创新。
——非正规职问题严重,解决办法是什么?
△企业对于真正迫切需要的人才自然会以正规职录用。目前成为问题的非正规职大多是简单服务岗位。时代需要高科技人才,而简单服务岗位难以具备竞争力。既然如此,国家层面也应探索能够将这些人升级为高级技术人力的职业教育质量变革。通过优质职业教育提升人力素质,能够转为正规职的人才库自然也会扩大。据说2021学年度大学修学能力考试的在校生考生人数减少了约4.7万人。随着学龄人口急剧减少,大学也面临危机。教育方面应提供高质量职业教育,让年轻人能够找到面向未来的岗位。现在正是需要探索以质而非量为重点的职业教育,进而寻求劳动市场根本变革的时点。
——需要政府对职业培训的积极支持。
△明年预算案中,直接岗位相关预算为3万1164亿韩元,比今年增加2577亿韩元(9.0%),而职业培训预算为2万2754亿韩元,仅增加320亿韩元(1.4%)。仅看增额部分,差距就约达8倍。通过财政创造的老人照护、残疾人岗位等岗位也是必要的。但对年轻人,不应是买现成的鱼给他们,而应教会他们捕鱼的方法,这样才能创造可持续的岗位。
——要求劳动市场灵活化的声音日益高涨。
△过去对劳动者的惩戒手段中,相当多是调往其他部门。把人安排到不适合的部门让其无法坚持,工会层面就为阻止这种做法而斗争,劳动市场只能变得僵化。如今我们正进入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也就是说,受COVID-19影响,被要求的是质上不同的技术。技术改变了,人也要跟上,企业才能保持竞争力。企业能够持续经营,劳动者的岗位才能保住。因此需要对劳动市场灵活化进行思考。在担任民主劳总委员长时期,我的立场也是劳资政应共同商讨,以应对产业结构的变化。当时“造船业危机论”浮现,我主张应将其扩展为全民议题,以缓和将波及整个产业的冲击。等危机来临后再应对,公司就会选择裁员等极端手段,工会为守住岗位而展开斗争,只会加剧矛盾。
/郑敏贞论说委员 jminj@sedaily.com
<He is...>
1958年生于忠南青阳,毕业于全北机械工业高中后进入大同重工业。先后担任大同重工业工会委员长、全国金属产业劳动组合联盟副委员长。2007年至2009年出任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委员长。因主导反对进口美国牛肉的总罢工,曾入狱6个月。此后担任友京Electech技术顾问,2016年至2017年任共同民主党全国劳动委员会委员长。2017年起担任学校法人韩国理工学院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