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在寅政府曾回避的劳动改革议题,出现在国会公开讨论的迹象。因为上月5日,国民力量党紧急对策委员长金钟仁表示,不仅要修改公正经济三法,劳动关系法也需要修订,从而点燃了劳动改革之火。面对野党出人意料的突袭提议,共同民主党党首李洛渊以危机之下不能让劳动者更加艰难为由予以拒绝。民主党内部分人士将其贬低为野党为拖延改革立法而使的性子。但从金委员长此后的动向看,显然不只是应付定期国会的权宜之计。他上月28日访问韩国劳总,更明确地强调了劳动市场改革的必要性。他主张,正规职与非正规职的两极化不能就此放任,要开启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改善劳资关系和修订劳动法不可避免。这是我国社会已形成广泛共识的问题提出。本月初他还表示将设立包含外部人士的劳动改革特别委员会,并请求韩国劳总予以配合。
野党率先要求劳动改革、并促请执政党和劳动界积极行动,这一局面虽出人意料,却是非常可取的现象。文在寅总统此前一直自夸对雇佣劳动政策有着与众不同的热情和专业性,却只集中于劳动界可能喜欢的少数课题,未显示出从根本上改革劳动市场结构的意志。如今突然改变态度也很难。仅是已经铺开的韩国版新政和克服雇佣危机,就已力不从心。定期国会上需要处理的课题也堆积如山。弹性工时扩大、包括快递劳动在内的特殊雇佣职社会安全网完善、为批准国际劳工组织(ILO)公约而修订工会法等,难度不小的课题堆积成山。野党切入这一政策空白,对国家是件好事。对国民力量党而言,考虑到明年之后展开的政治日程,劳动改革也不能不说是能让自己掌握主动权的有魅力议题。
问题在于,过去20年的劳动改革始终是总统项目。总统抛出议题,经社会对话机构酝酿,再移交国会,这种改革的算法已固化为惯例。文在寅政府也沿袭了这一模式。即便野党对劳动改革表现出强烈意志并掀起舆论,若政府和执政党不响应也无用。要使野党的劳动改革主动权不流于消耗性的政治攻防,朝野的政治妥协必不可少。常被引为改革成功案例的德国或荷兰,为劳动改革达成的超党派共识与协同治理也是成功的保证。德国哈茨改革的成功,不仅靠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的领导力,更关键的是顶住劳资与官僚组织抵抗的超党派共识与合作。我们习惯于以总统主导的社会大妥协向国会施压的方式。妥协的政治成果由总统独占,野党则成为陪衬,或对改革进行阻挠。这正是劳动改革迟滞不前的重要原因。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自夸为妥协首项成果的弹性工时相关法案修订案,在第20届国会被废弃,原因又是什么呢?
但这并不意味着国会主导的劳动改革取得了更好成果。1989年在野党占多数的国会曾有野党主导的劳动法修订,大幅扩大工会团结权,但总统以为时过早为由行使了否决权。2013年朝野达成共识将60岁退休年龄法制化,但在缺乏充分社会共识的情况下作出政治性决定,被评价为使雇佣市场陷入混乱。这反证了在总统制下国会主导的劳动改革并不容易。
剩下的路只有一条,就是重新构建涵盖总统、经社劳委、朝野政党与国会的劳动改革治理架构。必须找到既保留总统主导社会对话的优点、又弥补其缺点的方案。当下可以设想的合作路径是,以已提交国会的劳动相关法案为中心形成朝野妥协方案,并与此并行,就实施国民力量党提出的更具综合性的劳动市场改革方案的行动计划达成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