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1-03 | 고광본 기자

[清论直说]“SCI论文亡国病致创业消失…效仿硅谷在首尔打造AI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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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国内大学获得国家研发(R&D)资金的三分之一以上。2018年政府研发预算约16万亿韩元时,大学获得了约6万亿韩元(37.5%)。明年政府研发预算为27.2万亿韩元。其结果是大量产出论文和专利,但技术产业化却严重不足。专利技术转让收入少于专利维持费,就是明证。大学仍未摆脱停留于Sangatop的惯性。因此,在大学学费冻结至今年已第13年的情况下,依赖政府财政支持的“望天田”式经营仍在延续。大学没能创造出创新成长的动力。

被视为韩国国内教授中大学实验室创业第一号的首尔大学AI谷推进团团长、机械工程系教授朴喜宰(58岁)2日在首尔大学研究室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约20年前IMF经济危机时,社会上有‘创办风险企业为国家作贡献’的氛围,而现在却像沙粒一样散开,能量耗尽,情况比那时更糟。”他指出:“没有挑战创业并培育创业的生态系统或企业家精神”,“大学只是依赖政府,或培养一批埋头于脱离现实学问的论文写手,并不培养能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冲击的创新型企业家”。他在IMF时期看到“捐金运动”后决心创办出口企业,并向青瓦台等提出请求,促使教授可以兼任公司代表,实际创业并成功在KOSDAQ上市。

——与过去相比,大学创业不是有所增加吗。

△范式转换并未发生。企业家精神没有被好好教授。只有在创新创业上冲出去我们才能都活下来,但仍然只看科学技术论文引用索引(SCI)论文数量。照这样,即便给大学支持100万亿韩元也无用。与20年前我创业时相比,几乎感受不到变化。在大学里要办企业,几乎得在暗处进行。本应形成“我也要创业”的氛围,但火点不起来,一片冰冷。

——创业为何做不好。

△论文仍然左右聘任、晋升评价和大学机构评价。只要写好论文就行,这是大学当局者的基本想法。教授按惯性行动。研究生因为要看人眼色而不敢做。文在寅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很难感受到大学的变化。应该鼓励创业,若有人说“毕业后要创业”,就该给予资金支持。这做不到,所以对研究生说“去创业吧”,他们只会摇头。他们想参加技术类公务员考试成为公务员,或到大企业就业。连博士后阶段都有大量高学历非正规就业者,靠政府研发预算养着。必须营造让创新技术能在市场上开花的局面。

——大学不是也设立技术控股公司、鼓励创业吗。

△受规定束缚,提交创业申请书想要兼职,四件中大约只有一件能通过。以各种理由说不行,反而挫伤勇气。规定大学技术控股公司必须持有创业企业20%以上持股,也是毒丸条款。这是没有感觉的公务员制定的致命规定。于是只能非正式地在暗中做,或在校外创业,处在违法与脱法的边界线上。

——怎样才能激活创业。

△如果规定创业成功并对学校有重大贡献者可被任命为正教授,就会有很多人去创业。难道只顾着写SCI收录论文吗。为论文而写的论文也很多,这就是所谓“SCI亡国病”。大学应鼓励创业,帮助获得优秀研究人力,并降低风险。在聘任、晋升、终身教职轨道上,必须反映创业或产学合作业绩。各大学过度在意英国大学评价机构QS的评价,被其牵着走。写论文、达到QS标准都已吃力,创业和产学合作几乎都放弃了。在争取韩国科学技术情报通信部的研发课题时,创业或产学合作业绩也完全不被反映。

——教授的研究室里有人创业吗。

△我们做半导体、显示器薄膜测量研究,一名越南籍学生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创业成功,正向Samsung Electronics当地法人等大企业供货。而我指导过100多名硕博士,韩国国内出身者中却没有创业者。只有一位在本科时受我指导、在我公司工作过后创业并把公司卖给美国企业的学生。我不禁思考,为什么韩国的研究生或毕业生不创业。尽管给了他们很多与企业共同研究的机会。即使创办初创企业,稍微长大就直接进入死亡谷,之后就没有支持了。金融圈的连带保证仍然存在。创业到首次公开募股(IPO)的概率只有1~2%,被并购(M&A)实现退出(收回收益)的也只有1~2%。中间必须有踏脚石。政府应把初创企业和风险企业的产品与服务大量列入采购品目予以购买。

——作为首尔大学AI谷推进团团长,想必困难不少。

△是的。必须打造面向人工智能(AI)的创业生态系统。但在监管并不宽松的情况下,校内成员的认识也几乎没有改变,支持基金的生态系统也很脆弱。最初叫“落星台谷”,后来考虑到新林洞的振兴,改称“AI谷”。要在这里研究开发和试验,让初创企业、大企业、全球企业等密密麻麻聚集起来,也要在这里激活并购(M&A)。以硅谷为标杆,到真正运转起来大概需要30年以上。希望许多教授在研究年期间到韩国国内企业活动,展示产学合作或创业成功的故事。但校内共识不足,非常艰难。内部没有熊熊燃起、要在实验室创业的氛围。我甚至有种心情,想从越南引进学生来创业。

——硅谷起初也是果园。

△对,就是那样起步的。1891年斯坦福大学开校时,大学附近只有果园农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工学院院长弗雷德里克·特曼争取到大量研究经费,大声疾呼“毕业生们去创业吧,大学会帮助你们”。此后风险投资热潮形成,硅谷逐渐开始成形。我也想这样打造首尔大学AI谷。必须营造创业和产学合作生态系统,但现实水平令人遗憾。为了建设AI谷,首尔市和韩国国土交通部等政府部门应放开公园用地和绿化带。政府应鼓励创新创业。AI谷现在处于制定总体规划的阶段,应放眼10~20年后来推进。

——我们去实验室和学生研究员们一起聊聊吧。

△(一边走一边讲解研究设备)开发出这种核心技术后如果先写论文,技术就公开了。但在大学里论文补助费很多,而需要时间和金钱、还要审查创新性的专利却不太受重视。专利在数量上申请很多,但对质量管理毫无兴趣。我们研究室要求先申请重要专利再写论文,实际上论文也写得很多。我申请了150多件国内外专利,发表了200多篇论文,学生们也做了很多。

——说到创业国家,不能不提以色列。

△以色列人因为祖先经历过散居生活(散居海外并维持犹太教规范和生活习俗),原本希望子女成为法律界人士或医生,但从15~20年前开始变了。风险企业家成了首选。因为出现了很多在纳斯达克上市等大获成功的故事。我们在金大中(DJ)政府时期也曾有过风险投资热潮和那样的氛围。此后互联网泡沫破裂,对风险企业一味加强监管的政策接连出台。当时首尔大学工学院院长李长茂对我说“创业正流行,你试试吧,我会帮你”,这对我帮助很大。现在没有人说这样的话,大家都各自求生。当时教员创业并兼任代表是不可能的,随着风险企业特别法修改才获允许。正因为是DJ时期才改得了。现在很难改。那时我被“捐金运动”感动,决心“用我的技术创业,哪怕赚一美元也要为国家经济作贡献”,而院长让我去创业,简直是千军万马。我产生了“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际,请求修改法律应该会改”的信念,于是向青瓦台和监管改革委员会陈情,程序上花了两年多,最终成功了。

——现在比那时没有变好吗。

△教授手上不沾灰尘和油污,写论文、教学生就能过得很好,谁会去搞技术创业。对创业者拿严格的尺子衡量,谁还愿意出头。照这样下去,10~20年后社会将对大学的作用和责任提出质疑,我担心到时如何承担。现在比IMF危机时更艰难。那时有一种沸腾的内在能量,现在却像沙子一样散着。没有“一起干一次”的文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新冠肺炎)让全世界都很艰难,但现在正是机会,而大学没能发挥领导力。

——不过教授既实现了KOSDAQ上市,也做了很多捐赠。

△2005年KOSDAQ上市后,我把自己股票中相当大一部分、价值80亿韩元的股份捐给了首尔大学。当时首任首尔大学半导体研究所所长李钟德凌晨打来电话鼓励我说:“你做的事比创造几万亿韩元国家预算更宝贵。”这位先生推动政府建立了半导体研究所,培养了许多人才,还设立了道然学术奖,我也得过这个奖。一贯强调克日的恩师、已故金东元教授也说“太好了”,给了我很多鼓励。当时的工学院院长李长茂也是如此。但令人惊讶的是,首尔大学的创业教授中至今还没有人打破我的捐赠记录。我曾对创业教授中的农业生命科学系教授李基元等人说“请打破我的记录,请培养后辈领袖”。如果大学的观念不改变,即便投入100倍预算也无用。营造良好的生态系统必须成为核心议题。首尔大学若不能发挥应有作用,大韩民国就没有未来。只有培育好AI谷,20年后才能在世界上递出名片。计较拿了几个诺贝尔奖是没有用的。就像斯坦福大学造就了硅谷,中国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附近也形成了很好的谷。但首尔大学附近什么都没有。朴正熙政权为了阻止大学生示威而建了冠岳校区,它位于绿化带内,与社会过于隔离。现在能启动AI谷已属幸事,但必须放眼20~30年后来决胜。

/高光本 资深记者 kbgo@se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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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出生于京畿道金浦,在首尔大学机械设计系完成本科和硕士课程后,在英国曼彻斯特理工大学取得机械工程博士学位。历任浦项工科大学工业工程系教授,后就任首尔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1998年IMF经济危机时创办了第一号大学实验室风险企业SNU Precision股份公司,并将其发展为显示器和半导体检测设备领域的全球领军企业。曾获7000万美元出口塔、银塔产业勋章、“想成为和想效仿的科技人”奖、第一届白南工学奖、IR52张英实奖、优秀工学院教授奖、首尔大学总同窗会冠岳大奖、首尔大学发展功劳奖等。曾任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第二届战略企划团团长、韩国产业技术保护协会会长等。现为韩国工学翰林院正会员,担任首尔大学AI谷推进团团长。去年还获得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工学院士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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