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是当前新冠疫情结束后将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新世界。许多专家认为疫情结束时点大约在明年年底,若以2022年起进入后疫情时代来算,时间已经不多。
后疫情时代,新常态(New Normal)将会确立。所谓新常态,是指此前并不日常的事情变成新的日常状态。同时,曾被视为未来之事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将提前成为现实。
可以肯定的是,在后疫情时代,靠既有的框架和惯例既难以适应,也难以生存。稍有不慎,还可能像朝鲜王朝末期那样面临国家性危机。要避免如此,就必须对当前形势和自身能力作出冷静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新的国家战略。
后疫情时代对国家的角色提出了根本性的疑问。比小政府、大政府之争更重要的,是打造聪明的政府、有能力的政府、透明的政府。尽管已急速转入非接触时代,被堆积如山的文件和层层审批线束住手脚的多余政府职能只会成为绊脚石。应引入区块链型电子政务系统,并加快政府数据公开。公开政府数据可强化政府透明度,提升国民信任,尤其将在数据产业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中发挥核心作用。
为应对后疫情时代,经济结构也必须改革。我们的经济结构是官治经济与新自由主义最糟糕的组合。政府以官治经济剥夺大企业的自由,而对大企业与中小创业企业之间的不公平交易,政府却采取新自由主义式的放任,默许大企业剥夺中小创业企业的自由。无论是大企业还是中小创业企业,被剥夺自由和自主性的企业既无法发挥创造力,也不会去挑战。韩国经济日益失去活力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必须把自由还给企业。政府应摆脱官治经济的惯性,改革监管,让企业和个人尽情发挥创造力,并做好说服可能因新产业而受损群体、构建社会安全网的工作。唯有如此,企业才能在后疫情时代急剧变化的环境中发挥适应与挑战的活力。
我们一直在发展福利国家模式,但各处存在的盲区早已亮起警示灯。贫富差距、代际差距、男女差距、教育差距、地区差距、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差距等几乎所有可以想到的领域,两极化都在加剧,共同体正在崩塌。此外,本应早已启动的教育改革、养老金改革、劳动改革等国家革新课题被搁置,正在进入总体性危机状况。
为打破这一危机,也需要为后疫情时代准备新的国家战略与执行。不是疫情结束之后,而是现在就要做。已经晚得太多了。如果现在不准备,韩国就没有未来。






